母亲回忆录--童年

主题词云-童年

康家大院

我出身在河南罗山的一个小县城里,那时的小县城以十字街为中心,东到电影院,西到粮食局,南到跃进门,北到县一中,以这往外都属于农村(现叫郊区)

我家住在西街,上有父母亲,兄弟姐妹六人。老大是个哥,1944年出生,起名叫世有,老二大姐,1948年出生起名叫康毛,老三三姐,1952年出身,起名二毛,我排行老四,1954年出生,又是个女孩,起名叫嫌毛,把给别人,又没人要,肯定是嫌弃哟,老五是个弟弟,1959年出生,起名叫国有,那时正赶上过粮食关,几家的粮食供应他一人,精心的喂养,才算活了下来。那时很多人都被饿死了。1963年腊月,我又来了个老妹,起名叫够毛,上户口时,那人可能文化浅,写不到那个字,写成了个康狗毛,后来邻居老奶奶说:“叫什么够毛,我孙女冬月出生叫冬云,你这是腊月出生的就叫腊云吧”。

一家八口人,就靠我父亲做杂货生意维持生活,母亲是家庭妇女,清理家务很有一套,父母都不识字,在这种困难情况下,还让我们每个孩子上学,不能当新社会的文盲,读个高小(小学)毕业,大哥,大姐,都下学做临工来补贴家庭生活,每个孩子都要做些力所能及的活(二姐除外),比如:上街到处窜着捡烟头,打石子,捡庄稼,挑土方等等,只要能换来钱,什么活都做,童年真是太苦了,不是我们一家街邻的孩子都是这样。

初入学

1961年那年我7岁,去县直幼儿园报名上学,妈妈领着我和二姐,因为二姐数数不张嘴,费了很长时间才数了五十个数,老师一生气,喊下一位,临到我一口气数了一百多,颜色都认全,问什么都能对答如流,抬榜出来了,我被录取了,没有二姐的名。妈妈说:“二姐大些,让她上“,所以我俩就换了个学名,那时都呼小名,没人喊大名,换个人谁也不知道。

1962年,我和街邻同伴一起到西街完小报名,上一年级,那年我八岁,我很聪明,老师教什么,一教就会,拼音,认字,造句不在话下,考试语文总是满分,数学几乎也是一样,一年级当个副班长,二年级任学习委员,学习委员负责收作业,收完之后送到办公室,有一次送作业到办公室,几个老师正在谈论我,有个老师问:”这就是康模珍呀!“,不知老师为什么在说我,放下作业本我就走了,记得有一次,西完学校的美术老师调到电影院画漫画,我和街邻的同伴一块去看解放电影,什么叫解放电影?就是电影快结束了,不守门了,那天正赶上施老师守门,我以为他不认识我,我往前一站,他就叫我的名字,康模珍进去,那时的人老实,给我吓得赶快往回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去看解放电影啦。

辛苦童年

1963年底,我哥结婚了,因为家里人多,后来就分家,住在后院三间屋里,那时城里人都没有正当职业,不是当木匠,就是学泥瓦匠,再不就是拉板车,或做临工,不知工作去哪里找,也从没人开后门,也找不到门,我除了上学外,还得给我哥推车子,因为大哥小时候身体差,干拉车活有些吃力,父亲怕他拉不动,总是安排我帮她推车,因为我好叫嘛。记得又一次,天还不亮,我妈就把我叫起床说:”你哥到子路卖枣子,路上坎多怕拉不上去,你去给他推车去,可怜一个十岁多一点的孩子,四十八里路哇,别说还推车,就是跟在车后面跑也很够呛,累得我心里直犯嘀咕,还有多远,怎么还没到,好不容易到了子路,集镇上已经上了很多人,找一个地方放好,他卖,称秤,我负责看着不让别人没下钱的就把枣子拿走了。因为我办事尽责,我二姐从来就不干这活,养成了爱干活的习惯,还经常乐意帮助别人,不论在什么地方,或者是放学的路上,看到一个拉车人很吃力,我赶忙跑上去推上一把。拉车人猛感轻松,回头一望是个小孩帮忙,高兴的说声:“谢谢啦!”,我听了也很高兴。这种性格跟随我一生,以现在的话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我爱看书学习,我上二年级时,就给我父亲写简历,他说,我写,写罢念给他听听,他说:行,免得去求人,还要酬情“。老师见了我父亲总爱说:”康模珍的爸,你女儿上学不用操心,上初中我们老师保送“,父亲听了很是高兴,每年都能拿个”三好学生“奖状回来。二姐每年考试都不及格,开学后再补考,康世有给她起了个名叫”二闷子‘,所以,我这个嫌毛就没有那么讨人嫌了。

四清运动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了,工作组驻进了街道,破四旧,立四新,谁家有老式的东西,该砸的砸,该收的收,吃运动饭的人开始整人了。住我隔壁的表叔刘定忠因年轻时不给他妈吃,我父亲打过他,因此,怀恨在心,又嫉妒我父亲的生意好,整我父亲的机会来了。他让他老婆去工作组举报,说我父亲做生意是投机倒把二道商,买了又卖赚老百姓的钱,说我家房子多,都是投机倒把赚的。工作组找我父亲谈话,父亲说:“我做杂货生意是经过工商局批的,有营业执照正当生意,怎么叫投机倒把呢?我每个月都交工商管理费和税费”。把发票和税费都拿给工作组的人看,他们一核算,还没算完都已经上千元了(不知道是多少年的票据)。工作组一气之下,把那些票据都撕碎了,说我父亲不老实,要斗他,让他游街,最后说我们家房子多,要腾出来三间做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父亲被折磨的没办法,只好商量腾房,不然的话,没完没了。

哥嫂分家后住在后面,那年哥嫂的孩子一百天突然死掉了(是个女儿,长得也很漂亮),房子太空,嫂子总有些害怕,她也同意,街面上的筒子屋,一分为二,因哥拉车,便于放车住前面,我们六口住在后面(那时大姐做工经常在外),好在妈妈会收拾,房子虽窄,收拾得井井有条。

文化大革命

四清运动罢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小学生除外,初中生,高中生也不上课,带着红卫兵袖章,到处造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工人也不怎么上班,“抓革命,促生产”,红卫兵带着袖章,打着红旗,拿着毛主席语录,全国各地跑,吃饭坐车都不要钱,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首先整的就是知识分子,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北京最开始就是揪出文学专家大人物,邓拓,吴晗,廖沫沙,再就是国家副主席刘少奇,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修养》一书是本大毒草,紧接着又揪出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从中央到地方轰轰烈烈,真是吓人。说你是啥就是啥,说你是白就是白,说你是黑就是黑,没有一点反驳的余地。只要反抗,就没有好果子吃,整死你。

学生斗老师,工人斗领导,职工斗干部,农村斗成分不好的(地主,富农),有本事的人都会被人整。颠倒黑白。我父亲解放前在联保当了一个月的警卫员,也被这次运动划上一个反革命份子,不接份子书就斗你不罢休,整死你。没法子,只好接受。从此后就成了地,富,反,坏,右份子的一员了。

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三年,打,砸,抢也没人管,学生不升学,工厂不招工。后来小学六,七,八三个年级一块毕业,那年我六年级也毕业了(1968年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初中高中三年没升学,三个年级一块毕业。

三年没招工,毕业这么多学生怎么办?文化大革命三年,总结是,国民经济倒退了十年,物质非常缺乏,买东西凭票。

那些吃运动饭的积极份子,我记事,也没落到好。几个人都早早的死掉了,本着实事求是,不能亏良心,亏良心的都会招报应,这是为人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