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家国，历久弥新。从周代的历史缩影都能窥见后代棋局的棋谱大意。

周朝时间790年最长，占文明史$1 \over 6$，长奠定了华夏的重要根基。相当于南宋(成吉思汗）到清四个朝代（784年）到今天的距离。

军政层面

从东周迁到洛阳开始，周王朝的发迹之地事实上转移到了秦国名下。前期春秋冶铁科技水平不高，各位权贵“亲戚”封地间有很多的缓冲地带，随着改造自然能力增强，大家的胃口和冲突都变大了。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历史迈入战国时代，诸侯纷争，攻伐掠夺，礼乐崩塌，社会通行的法则就是在武力基础上建立的社会语法：剑戟说话。

经济层面

魏国占的土地恰是尧舜禹建立都城的河东之地（都是围绕山西运城盐池而建都），拥有解池的盬($g\check{u}$)盐而成为文明的发祥之地，黄帝蚩尤大战，也是为了争夺这个盐池。管子的治国理念，就是要实行君权对国家经济的垄断性经营，对国家的一切社会财富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控制，只有实行了”利出一孔“，国家才会”无敌“。

整个战国时期，各国王权已无余力调和国家和民生的羹汤，发展到最后，权贵阶层和财富阶层混为一体。在私营商业势力大为膨胀的背景下，由赵而秦，由商入朝的吕不韦，反映的正是那个时代商人们发达升迁的路线，为商官群像的一个历史缩影。可只有秦国真正实现了盐铁的专营。

解池盐卤之地+巴蜀的盐尽收秦国之手，辅以盐铁专营，秦国的强大已无可阻挡。

新大一统通常短命，后跟一个长命的王朝。主要是终结乱世，容易膨胀，听不进劝。秦如此，晋如此，隋亦如此。

削藩也是手艺活

汉高帝削藩

刘邦最终击败项羽称帝前，所封的诸侯都是盟友而非属下。而项羽小气，不愿分封绥靖各方，被迫面对无休止的游击战。

刘邦削藩的成功，关键是在获得压倒性优势之前完全隐藏自己的意图，隐藏到韩信，英布这种顶尖人物都心存侥幸。击败项羽后，马上开始了自己的削藩行动。

1. 关键第一步是把整个齐地纳入自己的管控中。借口让韩信衣锦还乡，把韩信从齐地改封到项羽的西楚故地，不露痕迹地取得齐地控制权，分封给自己的儿子。从此之后，叛乱者都要面对齐地和关中两个地方的强力夹击，中央政府获得了显著的地缘优势。

2. 第二步是控制韩信统治下的西楚国故地。韩信政治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不具一个有能力问鼎天下的气度，甚至作为一个诸侯王也不及格。先是打擦边球（可能感觉到刘邦对其不放心），私自收留项羽的高级将领，结果刘邦一较真却怂了。这种主动露怯，让刘邦占据了极大的主动。

3. 最后，刘邦用陈平之计诱捕韩信，把他的楚王废掉，将楚国领土封给了自己的两个亲戚。

等刘邦把齐，楚，燕三个国家的辖区封给自己人后，刘邦对其它异性藩王的优势已经是决定性的了，剩下所有的异性诸侯加在一起，也不是刘邦的对手。用最小的代价逐渐用自己家族成员取代原来的异性王。

后世典型的反面案例

康熙高喊“削亦反，不削亦反”的口号（典型的冲动型人格，朝鲜使臣记载其青壮年时期性燥急多暴怒），逼反了本来态度游离的耿，尚二藩，创下一个历史记录：被以云南为基地的叛乱势力席卷了半个中国。虽然吴三桂的败局是注定的（他年龄大劣势，名声差，叛军三心二意）如果玄烨有刘邦的政治智慧，吴三桂掀不起那么快的风浪。不过他很快察觉到自己的失策，在三藩叛乱后手忙脚乱地宣称“暂缓撤耿，尚二藩”，后期成功分化了三位藩王。

比起建文帝的操作，他的小失误不算个事。在朱元璋都做好制度性安排，藩王主动叛乱成功可能性为0的情况下，朱允炆偏偏觉得自己比爷爷和刘邦更聪明，往死里逼毫无威胁的藩王们，成了两千年间唯一被藩王造反推翻的大一统王朝君主。

靖难之役背后的深层矛盾

建文，就是朱允炆建立文治的坚定决心，但他的新政，反而为政权崩塌埋下伏笔。区别于洪武时期的严猛治国，建文强调自己的宽和，对祖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动，最明显的是从重武轻文到尊佑右文教的转型。如《大明律》明确规定文官不能封公侯，建文登基后，为进一步提高文官地位，特意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任用文官作为决策核心。

这种调整使那些认同祖制的人，特别是一些藩王及武臣难以接受。重文轻武的政治倾向下，必然招致上下军官群体的不满，其军队频频失利或许与此有关。

在朱标死后到立朱允炆为皇太孙的半年时间内，可以想象朱棣为储君之位下过不小的力气，拉拢了一批王侯武将。虽然最后争位失败，但拉拢的人却为靖难之役胜利奠定了基础。本身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长女为燕王妃的姻缘安排，就增添了朱棣在武将集团中的声望，再加上他战功最为显赫，与众多武将结下深厚情谊，手下聚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通州，遵化，密云的指挥使率部投降也是力证。朝中武将也多有倾心，如大舅子徐达之子徐增寿时任左都督，多次通报北境京师虚数。反观建文集团主要力量是苏浙赣皖地区的文官，与朝中武将观念相对不合。

朱棣即位次日便下令奚复旧制，洪武时期，武将尚未被文官压倒，但在建文时代，严重以来文官集团激进推行新政，抬高文官地位，必然引起武官群体不满，在争夺皇权的表面背后，是明前期政治演进过程中矛盾冲突的产物，是”尚武“到”尚文“两种治国理念的交锋。

三国时代文化形态斗争

东汉的权柄拉扯战

王莽和一群知识分子搞了一次开天辟地的政治实验，依照《周礼》来改造衰亡中的帝国，帝国不出意外地被这帮胆大心急，眼高手低的理论派搞垮了。

重整山河的光武帝刘秀吃一堑长一智，不敢再相信书生，依靠南阳，颍川，河北豪强势力拥戴上位。为了羁縻笼络这些豪强，就和他们结成姻亲，刘秀不敢触动已根深蒂固的豪强势力，只好让他们以血统参股的方式，共享帝国的最高权力。

但刘秀的妥协，从一开始就给东汉帝国埋了雷，皇位两传之后，姻亲舅爷便反客为主，靠挟持外甥而成为帝国的实际主人。外甥皇帝当然也不服气，又依靠身边的宦官发动反击，从舅爷手中夺回权力。

公公们的下层寒门盟友 [商人和庶族地主]，奸商老财的子弟，走读书出路参与国家政治，仍然是不容易的，因为要是读书的料，早投到书生主流阵营中去。所以，公公索性忽悠皇帝为自己的盟友打开另一扇方便之门—卖官鬻爵。让那些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却不具备做官资格的人，通过这种特殊方式参与到国家政治中来。这个市场在洛阳宫苑的西园，后世称为“西园卖官”。

东汉中后期的历史，就是一场外戚和宦官轮番把持帝国权柄的乱战。乱战中，书生们只能跑跑龙套。他们中的佼佼者，朋比牵引，逐渐上升为学阀世家，世代相继把持着对经书文义的阐释权。这就和中世纪欧洲僧侣扮演的角色差不多了。大家玩的是同一套把戏，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让被统治者变得更加驯服，从而降低统治成本。

经学和文学从学阀统治下分离

在外戚当权的时代里，舅爷总会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邀请有社会影响力的学阀出来做官。书生虽会做出各种姿态，到底扛不住千钟粟和颜如玉的真香定理。“罢了，为了天下苍生，老夫就入世走一遭吧”，或者“经费不够学生们吃了，老夫还是去找大将军申领点皇粮吧”。正统的书生和公公，显然不可能做好朋友。

公公们和下层寒门盟友同盟成为既有秩序的破坏者，既要从舅爷手里抢皇帝，又要从学阀手里抢编制[或者叫经费]，还要跟世家大族争做土豪。在意识形态领域，公公们虽出身寒微，但脑子并不傻，成立一个“鸿都门学”的大学堂，与正统派大本营三万太学生抗衡。和太学里那些捣鼓经学，钻研政治和党争的正统派不同，鸿都门学学术专业要平和得多，他们研究诗歌，辞赋，绘画书法这些修身养性的东西。

从这时起，经学和文学就算分了家。穿越到东汉中后期的洛阳城，千万别随便跟人谈论诗歌，当然你碰到曹操除外。

黄巾之乱

儒生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公公们不同，他们不但相信，残缺的身体往往还驱使他们更迫切地寻找灵魂寄托。黄巾之乱爆发时，汉灵帝发现他宠信的公公中，居然有两个太平道的信徒，正准备为信仰去出卖他和他的帝国。

皇帝愤怒了，但手里没其它力量可用，只得走回用外戚的老路，请自己的大舅子何进来担任大将军，负责全国的剿匪行动。靠平息"黄巾之乱"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舅爷和书生联盟，自然地要求帝国政治重新洗牌。以袁绍为首的"正统派"坚决要求根除宦官势力，双方冲突激化，非你死我活不能了结。

灵帝去世，双方立刻发生火并。先是宦官诱杀大将军何进，随后何进手下的袁绍等人又尽杀宦官，双方两败俱伤。皇权的两大支柱一块完蛋，帝国顷刻崩溃，乱世烽烟。

曹魏爱写诗，蜀汉多论文

《诗经》中就有四言诗，正统派还能容忍，至于五言诗，在他们看来，不啻于离经叛道，以《青青河畔草》为代表的汉末无言《古诗十九首》，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鸿都门学”文人群体之手。

青青河畔草的后文“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之语

”鸿都门学“开创了五言诗与文学艺术化的先河，这个文人群体有过短暂的辉煌，但随即湮灭在汉末兵火中，灵魂与肉体，竹简与诗歌，都在”十常侍之乱“和董卓毁洛阳的劫难中灰飞烟灭。

建安七子领导的五言诗崛起，从此文学尤其是诗歌，登堂入室成为艺术。曹操还写了不少颇有影响力的四言诗，如《步出夏门行》，曹丕，曹植就以五言诗为主了。曹家本是公公之后，又处在挑战正统皇权的地位，自然也不惮于引领一群邺下文人群体，再多搞出个文学革命来了。

反观”正统派“人设的蜀汉文人群体，他们就绝不写诗，更不会写五言诗，他们只写《出师表》、《陈情表》、《仇国论》这样铿锵有力的议论文。

曹魏写诗，蜀汉议论，原来如此。

曹魏的运气

董卓迁都长安后，讨董联盟的诸侯们开始火并，北方的幽州名将公孙瓒开始了他的扩张之路。他在多年的对抗鲜卑，乌桓的战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有包括白马义从的精锐骑兵队，实力在河北首屈一指。袁绍在冀州刺史让位给他（袁绍原为渤海太守）后，与公孙瓒互有攻伐胜负，甚至公孙瓒还略占上风，为何袁绍后来居上呢？

公孙瓒始终有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他不是幽州的行政长官，受幽州牧刘虞的节制，自然非常不对付。而后公孙瓒杀害德高望重的刘虞，此番作为致使士族都不能同他合作，虽表面控制幽州，但暗流涌动。刘虞的子嗣 刘和 回到幽州，搅动时局。在鲍丘之战中，公孙瓒的势力被悍将麹($q\bar{u}$)义给予歼灭性打击，一蹶不振，这距离公孙瓒俘杀刘虞，势力达到巅峰不过两年时间。

对于志在控制河北的袁绍来说，鲍丘之战后他野心的最大阻碍变成了实力相当的刘和，及悍将麹义。此二人均被袁绍除掉，历史上虽没记载刘和的死因，可能是动用了暗杀或毒杀的手段，假装自然死亡。总之是理应成为幽州牧的刘和从史书中彻底消失了。

官渡之战前，阎柔和鲜于辅不约而同放弃之前联合对抗公孙瓒的盟友袁绍，选择投靠曹操，其原因应可能就是刘和之死。对曹操来说，刘虞系力量的加盟，使得袁绍不但无法利用幽州资源对抗他，还要腾出资源去防备。

可袁绍又有什么选择呢，如果不对刘和，麹义下黑手，他连初步整合黄河以北都做不到，只能说曹操的运气实在太好了。

五代十国与隋唐

隋前乱世

581年，隋建立，标志着”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乱世行将结束，8年后，隋灭掉南方的陈朝，重新实现中国大一统。北周，隋，唐三个朝代的权力更替，实际上是在关陇集团内部进行的，更具体一点，是在同一个婚姻圈子，一堆亲戚间进行的。

杨坚建立的隋朝，实际继承的是宇文泰家族控制的西魏–北周政权，完成的也是宇文泰家族未竟的统一大业。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这一段中国的演进如此：

flowchart LR
subgraph 北朝一统脉络
C[[北魏 : 拓跋/元]]-->J{孝武帝与高欢决裂
自洛阳西逃}
subgraph 关陇集团
F[[西魏]]-->G[[北周 : 宇文]]-->H[[隋 : 杨]]-->I[[唐 : 李]]
end
J--孝武帝西逃长安
几个月后被毒杀，另立魏文帝-->F
end
subgraph 好牌打稀烂的一支
J--高欢另立孝静帝-->D(东魏)
D-->E(北齐 : 高)
end
subgraph 南朝
A(南梁 : 萧)--侯景之乱-->B(南陈 : 陈)
end
E-->G
B-->H

当时东魏占据中原最富庶之地，河北一带是粮食和丝绢的高质产地，而西魏的地盘除了关中平原，大部分是贫瘠的黄土高原和沙漠地带。东魏人口逾2千万，西魏人口不及千万，东魏高欢家族掌控的军队超过20万，西魏宇文泰军队不及十分之一。最终的输赢，却是西魏实现了对东魏和南梁的逆袭。

北魏末年六镇起义，在长达10年的乱局中，杀出了两大权臣家族，一是高欢家族，一是宇文泰家族。高欢崛起更早，当高欢拥立北魏孝武帝元修登位，遥掌朝权时，宇文泰还是关中地区实际控制者贺拔岳手下一员将领。

北齐高家–鲜卑化的汉族政权

起高楼

高欢发迹比宇文泰早，实力也更强，他出生时，家族已在怀朔镇生活三代，成为鲜卑化汉人，他还有个鲜卑名，叫”贺六浑“。他虽为六镇中最底层的人，但相貌帅气，相传他在城门站岗时被鲜卑豪族女儿娄氏看上了，依靠妻子彩礼买了匹战马，终于当上队主，实现阶层首次上升。而后，”轻财重土“的高欢结交了许多同阶层朋友，而后投靠掌握北魏朝政的「尔朱兆」，很得尔朱兆赏识，六镇兵很快集结到高欢麾下。且其注重联合河北豪族武装，创业程中，通过一路的姻亲，朋友，乡里，联盟的力量积攒准备，与无能力的尔朱兆决裂。两场决战后，高欢胜出，掌权7年的尔朱兆兵败自杀。高欢在自己38岁时入洛阳另立新帝，自己为大丞相，太师，居晋阳，派心腹在邺城管理朝政。

高欢视孝武帝元修为傀儡，而元修却视自己为君王，借口南伐梁朝，调兵遣将，高欢听到风声，进军洛阳。孝武帝仓促投奔关中，成为宇文泰自立对抗高欢的一张底牌。

宴宾客

高欢治下东魏一直有胡汉矛盾和腐败问题两个大雷。东魏稳定控制河北地区后，高欢转而开始抑制汉族豪强。此与宇文泰在关中吸收本地豪族，打造关陇军工集团，缔建胡汉共同体的做法，形成强烈对比，两位枭雄对待鲜卑化和汉化的根本态度，决定了谁最终被历史选中。

高欢不信任汉人，将他封闭的民族理念传给了下一代，使得北齐在持续不断的内斗中走向了终点。在腐败问题上，高欢认为勋贵贪腐都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打天下后应得的回报，他只要求勋贵都他的家族保持忠诚，其它一概不管。且还有奇葩理由，现三国分立，他若厉行反腐，会逼得功臣宿将投奔关中宇文泰或南方萧衍。从他为贪腐辩护的这番理论来看，虽称得上权谋大师，在乱世中白手起家实现霸业，但政治视野显得非常有限，治理国家能力欠缺。高欢做一个草莽大哥没有问题，能让底下弟兄过上为所欲为的生活，但做一个国家领导人则有待训练。

在高欢儿子正密谋禅代事宜时，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一个厨子将政治天赋极高的高澄刺杀了，前期装笨的弟弟高洋登上历史舞台。父子两代三人经17年努力，取代元氏家族，建立北齐王朝。

楼塌了

高洋同样很有政治才干，但在将北齐带到一个高度后，开始彻底放飞自我，将家族和人性中的恶释放出来了：纵欲，乱伦，酗酒，滥杀，内斗，连同高欢遗留的胡汉矛盾和贪腐，所有问题一起爆发，使得北齐成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禽兽王朝。

高欢家族精神气质表现：尚武好侠，嗜酒好色，智商高，情商欠缺。子孙都具有卓越军事才能，高洋就经常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身先士卒，表现十分勇猛，也遗传了爱喝酒的基因。但高欢自制力很好，大事后饮酒必不过三杯，而高洋则不然，统治晚期只喝酒不吃饭，34岁的时候就饮酒过度暴毙。且酒后嗜杀乱性。乱性也是高欢家族一种病态，高欢就收集了一众人妻，在这方面儿子们比其父有过之无不及。高澄先后与父亲两个妃子私通，还强奸大将高慎妻子，造成其叛逃西魏，引发邙山大战。还调戏奸污二弟高洋妻子。故而高洋称帝后，公然强奸哥哥妻子元氏。另一个弟弟称帝后也逼奸二嫂（高洋妻子）。乱伦之事已然乱套，不仅如此，还聚众淫乱。史学家通常认为，高氏家族自认鲜卑人，并对汉化改革十分排斥，视娶弟媳，纳寡嫂等鲜卑民族习俗为正常之事。

高洋建立北齐后，既需要宗室成员与怀朔勋贵维持军政统治，又担心这些人权势膨胀对皇权构成威胁。后期一项主要工作便是对宗室诸王进行打压，先后以各种理由逼死自己的族叔，两个弟弟。而他暴毙后，儿子的皇位第二年便被两个叔叔政变废掉，借口是清君侧的弘农杨氏汉族辅政大臣，恐威胁鲜卑人利益。接班的高湛也跟其兄高洋一样，酒色过度而死。而后就是没完没了宗室内斗。

北周宇文家–汉化的鲜卑政权

宇文泰在贺拔岳突然遇害情况下成功接收其军团，源于武川豪酉家族的出身，个人的政治军事才能及在关陇地区4年积累的口碑。此时宇文泰远未能与高欢抗衡，他需要与孝武帝联手，取得政治合法性。孝武帝不甘心接受被权臣操控的命运，无时无刻不在希望借助不愿降服于高欢的军事势力。在匡辅魏室的旗帜下，宇文泰称霸关陇。在孝武帝与高欢决裂后，慌忙带领自己的人马西逃，投奔宇文泰。通过迎奉孝武帝迁都长安，把高欢置于乱臣贼子的舆论高压下，宇文泰的这招与以往曹操狭天子以令诸侯有异曲同工之妙。

收留逃亡皇帝北魏二分

孝武帝本质上是一个权力欲望很强的年轻人，宇文泰决定先下手，秘密鸩($zh\grave{e}n$)杀了年仅26岁的孝武帝，改立好控制的元宝炬为帝。此前，高欢以孝武帝弃国逃跑为由，改立元善见为帝，并迁都邺城，北魏正式分裂为东西魏。

从跟随贺拔岳进入关中，到成为西魏实际掌权者，仅用了不到5年时间。

关陇改革

历史上，任何改革都指向富国强兵，但历史上改革成少败多，不少改着改着就把一个国家改没了。宇文泰也开始操刀改革，因为不改革西魏肯定亡。

离宇文泰最近的一场改革，是北魏孝文帝主导的改革，此场改革在北魏百年左右，鲜卑贵族利益板结时进行，以汉化为核心。改革者是有魄力的，但改完后北魏也乱了，不到30年就分裂成了东西魏。

宇文泰的这场改革涉及广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无所不包，其建立起来的各项制度，成为北周，隋朝，唐朝的制度滥觞，影响深远。史学界认为隋唐帝国是”北朝化“的中国，很大程度上指的是西魏制度的影响力。

府兵制

尤其在军事制度上，宇文泰建立的府兵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关中本位政策，深刻影响了此后300多年的中国历史。

鲜卑化与汉化，是北魏一直以来最为棘手的一对矛盾，宇文泰的高明之处是从中找到了一条高明的道路，实现了胡汉政策的有效结合。而府兵制则是其胡汉政策结合的最重要内容。

东西魏分立时，均以北魏六镇军事力量为基础立国，只是宇文泰仅有武川镇一镇的军力。这也是高欢动辄强势兵力碾压宇文泰的原因。要改变军力不足的局面，必须扩大兵力来源，持续吸收关陇地区豪强的私有兵力及各方势力。地方大族及其乡兵以汉族为主，也解决了地方豪族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问题。由于当时盛行军阀割据，而鲜卑的军队部落属性很强，基本只认各自的首领，不认中央。宇文泰还急需解决军权的中央集权化问题。

宇文泰采取了很高明的一招，设置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组织结构。八柱国除宇文泰和元魏宗室代表元欣之外，其余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合计十二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各领开府二人，每一开府各领一军，合计二十四军。

柱国与大将军势力相互交错，牵制，有利于宇文泰进行最终的驾驭。特别是各个柱国，依次被任命为朝廷公卿，身份由边镇将领变成开国元勋，朝廷重臣，逐渐脱离军旅生涯，变相削弱了他们的军事实力，实现了军权的初步集权化。

关中本位

宇文泰将西迁的汉族将领籍贯，一律改为关陇郡望，给予大批出身寒微的汉将附会士族高门的机会，并由此构建”关中本位“观念，强化本地华戎族群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从而与山东（崤山以东），江左争中原正统。宇文泰家族很看重立足关中的周朝历史资源，后来自立的政权干脆以”周“为国号，这些都是胡汉融合”关中化“的体现。

改革收效

府兵制的创建和完备，在宇文泰手上前后历时12年才完成。最终西魏军队人数翻了一番，府兵达到5万人，中央对军权实现了强有力的控制，结束了地方割据，私立林立的状态。且府兵制是兵民分离的职业兵，相比东魏北齐兵民合一的义务兵，整体素质和战斗力更强。

运气爆棚

面对东魏三路进攻，西魏一些将领建议分兵把守诸道，但若按此部署，则使本来就处于弱势的西魏兵力更为分散，极可能被各个击破。宇文泰关键时刻，做了一个赌徒式的判断，赌高欢造浮桥渡河只是虚张声势，实则掩护窦泰部从潼关趁虚而入。那就先集中兵力消灭窦泰一路。宇文泰放出烟雾弹，扬言欲保陇右，退还长安，暗地率6千骑兵东出，日夜兼程，很快抵达潼关附近，窦泰听闻宇文泰军突至，仓促应战。宇文泰利用有利地形，四面埋伏，诱窦泰部陷入泥淖($n\grave{a}o$) ，千弩齐发，窦泰军死伤大半，被俘万余人。宇文泰在与高欢的心理博弈中，押中了后者兵分三路的真实目的，出奇兵，以少胜多击败窦泰，使得东魏军队全面撤退。潼关之战后，宇文泰以攻为守，数次出兵侵蚀东魏领土，而后的数次双方交战，东魏都没占到便宜，最后在围攻玉璧城（山西稷山西南）的战斗中，10w人久攻50天不克，战死及病故者约7w人，高欢忧愤成疾，回到晋阳不久，就病死了，时年52岁。

高欢死后，他的儿子代东魏自立北齐政权，被宇文泰家族的北周政权攻灭。

除开90%的努力，东魏猛将侯景的搅局就是宇文泰那10%的运气。东魏没高欢，侯景早就称王称霸了，高欢在世时，侯景拥兵10w，专制河南，高欢病逝仅几日，侯景就造反了。但侯景的地盘属四战之地，凭这个自立，独自对抗三国哪一方，都是很难的事。在举起反旗的那一刻，侯景就张罗找靠山了。他首先想到的是西魏，起初宇文泰觉得划算，遂派兵去支援侯景。宇文泰部将站出来劝谏，说侯景这个人反复无常，高欢一死便叛离，怎么会忠于西魏呢，他只是不愿作被困在池中的蛟龙，想利用我们的军事支援罢了。宇文泰一听，甚觉有理，才避免了一场惹火上身的大祸。

最终这枚苦果被梁武帝吞食了，梁武帝被活活饿死，而梁朝本有统一天下的可能，经侯景之乱后变成了无力复兴，任人宰割的弱国。北齐和西魏都借机吃成了一个大胖子。梁朝崩溃后，梁武帝的子侄们陷入无尽的内斗，让宇文泰看到了机会。公元554年，荆襄成了西魏的地盘，连荆襄以南的湘州（湖南）也一度被西魏拿下，发展为三国中的头号强国，综合实力在北齐之上，不要说后来的陈朝了。这段暴发史，从侯景之乱算起，不过六七年时间。若不是梁武帝引入侯景，自我毁灭，宇文泰连关中都出不了，这就叫机运，在宇文泰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被他牢牢地抓住了。公元556年，宇文泰病逝，年仅50岁。557年，宇文泰家族取代东魏自立，建立北周。

北周被大隋摘了果子

20年后577年，宇文泰之子，北周武帝宇文邕($y\bar{o}ng$)，攻灭北齐，统一北方。578年，正当其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实现统一全国的时候，却在出征前病逝。3年后，杨坚篡北周自立，拉开华夏第二帝国序幕，距离宇文泰之死，仅仅过去25年，七八年后，中国一统。

离隋最近一次统一历程，是西晋，也是借前朝奠定的统一基础，完成统一大业。有所不同的是，西魏立国时是最弱小的一方，但也埋下了不安的种子，就是统治者一直有心机的要削弱河东地区的人力，河东豪族与关中地区一直有不安分的种子，隋末大工程大战争，安史之乱都有此背景。

侯景之乱的搅局运气

萧衍老年痴呆？

梁武帝是老年痴呆还是聪明过头？他对皇族成员和世族高门的确宽厚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是对宋齐两朝皇族激烈内斗的矫枉过正，但对民众犯罪惩罚极严，且实行连坐，一人逃亡，全家都要被罚作苦工。

他是不是有圣母心，收留侯景。非也，侯景冒充东魏政权写信试探梁武帝，提出用侯景交换被俘虏的皇族萧渊明时，他可是说立即就可以将侯景送回去。请求梁武帝赐婚时，梁武帝说王谢门第太高别妄想了，可见心里并未把侯景当回事。

那么他纵容侯景筹备叛乱，是怎么回事呢？

侯景是东魏开创者高欢的主要合作伙伴，高欢死后，侯景不愿继续做他儿子高澄的臣子，反叛并向梁朝求援。梁武帝就让自己的侄子萧渊明带兵支援侯景。然而两拨人都败了，萧渊明反被俘。侯景只剩八百人渡过淮河进入梁朝境内淮南重镇寿阳城附近。侯景得知自己可能会被梁武帝用来交换俘虏时，果断以占据的寿阳为基地，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造反。梁武帝萧衍听说侯景叛乱，呵呵大笑：我只要折下一根树枝就能打死这小子。实际上，他是等待侯景反叛的。

寿阳是北魏末年局势大乱，梁军趁乱收复的，从梁朝立国到侯景叛乱期间，寿阳属北朝的时间还多于南朝时间，对建康朝廷的离心力很强。以夏侯氏和裴氏为代表的当地豪族对萧衍和南梁是极度排斥的，本质上是当地豪族联合北方来的侯景反抗梁武帝的行动。所以，北魏和南梁之间十万大军都未能攻下的寿阳城，侯景仅用八百人就拿下了。

既然前任地方长官无力压制当地豪族，干脆让侯景去搅局，敢叛乱就来个一锅端，战后对该地区的控制可以大大加强。

奇葩”废太子“助攻

当初占据寿阳的侯景，最初目标不过是割地自保，然而一个奇葩的萧梁皇族萧正德主动上门求合作，让侯景看到了新的机会。萧正德是萧衍弟弟萧宏的儿子，当年萧衍没儿子，就过继了弟弟的这个儿子。没想到萧衍自从起兵自立开始，突然连生许多个儿子，于是就将萧正德归还到弟弟名下，称帝后立长子萧统为太子，就是著名的文学家昭明太子。萧正德一直愤愤不平，后来找机会投奔了北魏，对外自称“废太子”。

北魏大概把这货当神经病，毕竟叔父是皇帝，亲爹是有大实权的亲王，却跑来投奔敌国，甚至一度有人建议杀掉这个“间谍”。北魏没杀他，基本拿他当空气，最后他受不了了，又跑回了南梁。对宗室宽厚到不可思议的萧衍不但没罚他，流泪劝诫他一番后，竟然恢复了他的爵位，让他继续做官。侯景叛乱时，竟然任命萧正德做平北将军，真是选对人了，废太子决定和侯景联合搏一把大的。由于淮南豪族的支持和萧正德的叛变，侯景从最初占据寿阳叛乱到渡过长江直逼首都建康城，都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抵抗。

力量逆转

萧正德起初比侯景实力强很多，在最初的合作关系中居优势地位。在萧正德看来，侯景只不过是一个凶悍的打手。侯景不久拥立萧正德称帝，自己为丞相，而在围攻建康城的过程中，双方的合作力量对比却逆转了。因为联军实力相比守军仍相差甚远，故侯景想法设法扩大自己的力量，他敏锐察觉到南梁尖锐的阶级矛盾：萧衍对皇族和世家大族极度放纵，南梁底层充斥着大量破产的农民和部曲奴婢，这些人方是沉默的大多数。

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攻建康失败后，侯景下令解放当时豪门贵族家中的奴婢，废除了梁朝沉重的赋税，开仓放粮，奴婢们纷纷投靠侯景，侯景也选拔他们之中有才能者为官。就这样，侯景很快就有了10w之众，都是有顽强斗争精神的构成。与萧正德合作关系中也占据了绝对上风。晚些时候，不满意侯景凌驾自己之上的萧正德试图杀掉侯景时，反被侯景所杀。

皇族的觊觎

事情到这个地步，完全超出了萧衍的预料，不但没能借机清除淮南的反对势力，反而使自己麻烦不断。但萧衍还没放弃希望，因为各地亲王几十万勤王大军已经要到了。可是他统治天下近半个世纪，此时已经八十多岁了，是惊人的高寿，包括昭明太子萧统在内，许多子孙已经在他之前病死了，当时的太子萧纲也在围城之内，对于那些正在壮年，手握重兵的南梁亲王来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如果能借侯景的手同时除掉梁武帝和太子萧纲呢？各路援军各怀鬼胎，在力量小许多又要围城的侯景军前梭巡不前。

城破后梁武帝被俘后不久被饿死，萧纲即位后沦为侯景的傀儡，失去了号令天下的合法性，在侯景失败前被杀。侯景最后被梁元帝萧绎击败，各地亲王丧失了约束，在侯景败亡前就大打内战，还不惜向北方的西魏，北齐求助，最终被来自南方的军阀陈霸先摘了桃子。梁朝被推翻，只剩昭明太子一系在西魏保护下继续控制着江陵一带。

南北定局

侯景之乱和南梁内战，打破了东晋建立后南北对峙200年的均势，侯景之乱前，南朝大约是三国吴蜀两国之和，在加上孙权梦寐以求的淮南地区，侯景之乱后，南朝丧失了所有南北缓冲地带，川蜀被西魏政权屯兵，淮南全境落入了北齐之手。基本只剩吴国地盘在南朝，这地界内，还分裂成两个死敌，陈朝，其主要领土建康城和三吴地区在战乱中遭遇毁灭性的摧残，实力大大下降，长江中游后梁政权，以江陵为首都，方圆只三百里，在西魏的保护下才能延续下去。存在的战略价值就是控制长江中下游遏制陈朝的发展空间。

此时，南北朝由北方统一南方的结局已经确定，是北方本身的分裂和战争，才使南朝又苟延残喘了三十多年。梁武帝真正的问题是机关算尽，却对自己治下国内的尖锐阶级矛盾和皇族成员的自私心理没有充分认识。

萧氏门阀

齐和梁均出自兰陵萧氏，但萧衍和齐皇室亲戚关系刚出了五服至亲，作为血缘关系继承南齐大统，合法性和优先级并不强。且齐这个国号在内部乱杀的法统传承上已紊乱不堪，且对外战争连连战败，被北魏不断夺地，还内战不止，天下不堪其扰。萧衍换掉旧招牌，以全新国号示于天下，反有拨乱反正，咸与维新的意味。

兰陵萧氏建立的王朝虽灭亡，但却成为中世纪顶级门阀，有唐一代就出了十位宰相，《琅琊榜》也是以兰陵萧氏为原型，火爆异常。

隋杨家祖传残暴

与被称为变态王朝的北齐相比，杨家三代是理性的残忍，对待被征服的城市和俘虏，治理下的平民百姓，残暴程度远超北齐。隋朝速亡一点也不冤枉。

隋文帝的父亲杨忠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武将，早年滞留南朝，后加入北魏，北魏分裂后，投向西魏，长期跟随独孤信与高欢的东魏作战。独孤信在史书上因为分别嫁女儿给北周，隋，唐三朝皇族而知名。其中一个女儿嫁给战友杨忠之子杨坚。一次战役中，独孤信和杨忠被侯景打得一败涂地，无力返回关中大本营投入南梁。虽在南梁未立功，梁武帝仍给给了他俩优厚的生活待遇，等他几人想返回关中继续未西魏效力，梁武帝不但同意还亲自饯行。对于梁武帝的恩德，杨忠在打猎时多次惺惺作态，鸟向南飞就不射箭，表达对梁武帝的感谢。但而后的事情，上演的却是《农夫与蛇》。

侯景之乱，南梁内部混乱时，西魏趁机南下在荆州方向扩张，杨忠在新征服地区烧杀抢掠，得到大量金银，但并没有将战利品上交朝廷统一分配，而是全部私吞。南梁被俘将领向宇文泰提及了此事，宇文泰考虑到杨忠功劳不小，将其外调了事，但杨忠认为他没错，错的是告发他的人。后来怕再次暴露自己抢劫后私吞战利品的行为，把控制此地区的所有梁朝贵族杀光灭口。攻破江陵城后，挑完充作奴婢的人后，制造了江陵大屠杀，只有三百多家人幸存下来。杨忠晚年还参加了与北齐的多次大战，也是纵兵大掠，也看出刚形成的关陇集团极度野蛮，残暴。杨忠的表现比起其子的大破坏来，却显得微不足道。

杨坚不太费力当了开国皇帝，其崛起是他女婿北周宣帝宇文赟打压宗室和托孤重臣的结果，宣帝短短几年相继除掉宗室主要成员，作为外戚的杨坚才能迅速崛起，宇文赟又早早暴死，杨坚趁机控制了中枢。而后杨坚大肆屠杀宇文氏皇族，所有宇文泰子孙辈杀尽及各种旁支。顺着族谱全部灭绝的残暴，在当时堪称独一份。称帝后的猜忌心和刻薄寡恩也很突出，大部分功臣都没有善终。有许多朝臣甚至由于激怒了杨坚被打死在朝堂上，这些只是统治阶级的倾轧。

屠戮平毁城市

对百姓的罪行，更是夸张。其篡位过程中，控制邺城的北周宗室尉迟䢛(宇文泰的外甥，官拜相州【今安阳】总管)起兵反抗，被杨坚击败。而后在邺城屠杀一个多月。这次杀戮过于惨烈，以至于一向残暴的杨坚都会良心不安，多年后在屠杀旧址上建立了一座大慈寺超度亡魂。自三国曹魏时代起，邺城就是河北重镇【铜雀台也在邺城】，历经数百年发展，是河北最繁华的大城，出征前，杨坚就授意将领们胜利后把邺城从地图上彻底抹去，伴随一个多月的烧杀和之后对城市的平毁，邺城（邯郸市临漳县）这座超级大城彻底从史书消失了，沧海桑田，漳河改北流为东向，河道向东拦腰贯穿过邺城，邺城冲毁，看不出曾经繁华的迹象，一马平川，零星散落着几个村庄。后来唐朝的邺城（今安阳），已与河北历史名城实不为一地（但地理上靠近接壤，距18公里，比临漳县所属的邯郸市40公里更近）。

春秋时，齐桓公始建邺城；战国时魏文侯定为陪都，也是西门豹投巫治邺之地；曹操于邺城兴霸业（取了袁绍大本营），建铜雀台，封王后国都也在邺城，曹丕篡汉后以此为北都；后赵、东魏、北齐相继都邺。

同样倒霉的还有南朝首都建康，隋灭陈统一南北后，建康遭受灭顶之灾，地面建筑全部拆毁，真正字面意义夷为平地，随后开垦成田。整个隋唐，南京地区基本默默无闻，地位被扬州取代。

大兴土木故意消耗民力

隋文帝一大功绩是兴建大兴城（唐长安城），只花了9个月就建成，在依靠人力的古代，这么快的速度，背后同样是人民的血泪。据资治通鉴的整理记录，一个仁寿宫，死者数万。纵观隋文帝一生，堪比后赵暴君石虎，但因为他捡便宜重新统一南北终结大分裂时代，因此在历史上被大大过誉。

杨广是中国历史上知名的暴君，但就史书事迹而言，他的残暴没超越其父亲和祖父，虚伪程度也未及他们。作为亡国之君往往被丑化到不可理喻的程度，就像开国之君通常得到额外美誉一样。隋炀帝一些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决策，除开个人品质，背后也有其政治和战略考量。

修建大运河和攻伐高句丽，一个罪在当代，一个功败垂成。但这两个政治决策本身是一回事，不惜人力物力的蛮干，存在一个常被人忽略的战略意图：蓄意削弱原北齐控制区的人力、物力。

北周吞并南梁西部领土后，人口有700~800w，到隋文帝篡位时，官方掌握户口约460w户，共2900w人。经历战乱后，原北齐境内户籍人口约2000w，而北周领土只有900w，对比悬殊。灭南陈时，陈朝在册人口300w。北齐境内人口远远超过北周和南朝境内人口总数之和。

北齐灭于比自己弱许多的北周，是因为皇族内讧过于激烈。对于以关陇集团为基本盘起家的隋朝来说，北齐故地对自己的统治是极度危险的，必须尽可能多耗一些。隋炀帝开辟大运河，善待原来南朝士族，自己也以萧梁皇族后裔为皇后，有联合南朝力量压制北齐故地的因素在内。在修建大运河时如此不恤民力，很大程度就是为了削弱北齐故地人力财力优势而蓄意为之。高智商的隋炀帝，在征讨高句丽时，劳民伤财如同“脑残”，他内心希望的是北齐故地和高句丽两败俱伤。高句丽固然是个威胁，但实际上北齐故地一旦整合出强势反隋势力，对隋朝威胁更大。

把关东地区人民视为假想敌的隋炀帝最终玩火自焚，死于最信任的关中人组成的近卫军之手。隋朝这个对百姓无比残暴的政权终于倒台了。隋末的天下大乱，关东也成了群雄混战的主战场，关中地区和江南地区遭到的破坏相对小得多。

到唐太宗时末期，北齐故地的精华部分也是唐朝最富，人口最多的河北和河南两道，登记人口分别只有隋巅峰时期的17%和10%，人口下降比例厉害程度可见一斑，当然这种可以削弱北齐故地的行为，也使得李渊统一天下时十分顺利，给唐做了嫁衣。

瓦岗盟主被李渊得了天下

瓦岗寨李密是顶级豪门贵族，曾祖父李弼在关陇集团地位相当高，祖父是北周魏国公，虽然李密早年丧父，但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和财产，因身份高贵，早年李密被选为隋炀帝的侍卫，但隋炀帝看他不顺眼，将他打发回家了。

初叛失败

李密后来加入了杨玄感发起的反隋义军（二人都算是门阀出身，只是李密家族在关陇集团内部地位要远高于杨玄感），成了头号智囊，他提了上中下三策：

• 上策是在河北蓟($j\grave{i}$)县截击在辽东和高句丽作战的隋炀帝主力归路，夹击粮草不足的隋军主力；
• 中策是进入关中，占领长安慢慢发展；
• 下策是先占领东都洛阳。

杨玄感选择了下策，在洛阳守军坚守和关中，辽东兵的夹击下败死。为何选择下策，杨玄感起兵时关中或是洛阳，均有庞大的正规军，辽东军在隋炀帝指挥下，一个月就回援，杨注定成为先烈。

杨的叛军基本力量是河南地区的民众，装备差。让这些人远离老家去遥远的河北或关中作战，士气和战斗力必大打折扣。所谓上策，很难落实。等李密有了数十万之众，包括精锐的骑兵队，遇上归心似箭的隋军主力，仍极度吃力，杨招募的乌合之众去拦截，无异螳臂当车。

隋炀帝依照宁枉勿纵的原则，大肆追查株连，一口气捕杀3w多人，流放6k多人，甚至将接受杨开仓赈济的百姓全部处死。然而李密竟靠贿赂押送者逃脱了。

瓦岗称王

隐姓埋名后投靠瓦岗寨，显示出了极高的军事才华，在军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翟让之外独领一军，攻占洛口仓胜利后，由于李密家族地位很高，开始有大批隋朝任命的官吏带着地盘来投，如裴仁基带秦琼，程咬金等来投。这个时期，魏征亦加入他的麾下。周边的饥民被粮仓吸引，纷纷加入瓦岗军，各路小武装拥戴李密为盟主。大部分中原地区名义上成了李密的地盘。李密考虑到洛阳附近隋军仍然强大，称王时机尚不成熟，决定先称魏公。

此刻，他也面临先入关还是先占洛阳的选择。放弃洛阳直扑长安，在当时时一个胜率很小的豪赌。孤军在两方夹击下很容易被瓮中捉鳖。关中东北方向，山西长官李渊仍忠于隋炀帝，要到几个月后才会起兵反隋，一旦入关，可能要应对三面受敌局面。而且，老瓦岗军，饥民及各路叛军，基本都不愿意在攻下洛阳前入关。因此，李密必须攻克洛阳或将洛阳守军削弱到一定程度，才可能进入关中地区经营。他的队伍多是山东人，不攻克洛阳的话，怎么愿意跟其向西进关？且把绿林好汉出身的反王们留下，必相互争夺，关东就必然全丢了。

洛阳消耗战

作为隋王朝的东都，李密和隋朝打起消耗战，关中也派军增援，李密负箭伤，左右司马都战死。而休息一个月后，李密再次出动全部精锐去找隋军拼命，大胜，三大粮仓全部落入其手。洛阳守军再次陷入被动，甚至河北窦建德等势力都向李密表达了归附之意。隋炀帝害怕其对关中，河北控制被切断，砸锅卖铁从江淮和河北调兵支援洛阳。

李密开始和在江淮流域剿灭起义军的王世充大战，首战失利而后三胜，洛阳地区的十几万隋军基本或死或降。王世充试图挑起李密和翟让的矛盾，分化瓦岗军，而李密干净利落火并了翟让。而这一时期关中地区落入了他人之手，李渊太原起兵后利用关中部分隋军东出支援洛阳，洛阳守军和各地隋军都在和李密缠斗的机会，从山西直入关中，很快控制了整个关中，得了大利。当李密即将攻占洛阳时，控制关中的李渊派李建成和李世民率10w军东出，趁乱捞好处，双方发生若干次小冲突，互有胜负。

“骁果”军影响战局

隋炀帝禁卫军大部分是关中人，急于返回故乡，终发起政变，弑君后拥戴宇文化及为主，沿大运河北上，开始向关中进军。他们必须要经过的地盘，就是李密控制下的中原地区。当10w禁卫军向李密请求借道，借粮时，李密终和禁卫军发生了战斗。

影响李密做出决策的关键性因素，就是对“骁果”禁卫军战力的评估。“骁果”军的战斗力远超李密想象，且他中箭受了重伤。经过跟“骁果”军的力战，李密身经百战的嫡系部队基本消耗殆尽，“骁果”军也战至力竭，没能攻占粮仓而断了粮，最后大部分成员反过来投降李密。

李密和“骁果”军恶战时，王世充在洛阳发动政变，重新和李密作对。本来只需用饥饿逼迫城里士兵投降就行，但新投降过来的“骁果”军将帅和原翟让系统的单雄信等人都撺掇李密和王世充决战。在进攻洛阳的战役中，李密嫡系内军先接战，先前没有得到恢复败下阵来。撺掇他进攻洛阳的一拨人又投降了王世充，李密一下子陷入了穷途末路，只好向西投奔李渊的唐王朝。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李渊对所有曾称帝称王的群雄的处理方针，一律采取设计肉体消灭的政策。

在隋末群雄中，李密是唯一有可能同唐王朝一较高下的人物。可惜在隋朝腹心地区洛阳周边起兵的李密，必须先战胜洛阳守军，才有资格真正实行西进关中或南下剿灭隋炀帝残余势力的战略，偏偏洛阳对于隋炀帝也是绝不可失去的地方，双方在洛阳城下进行了长年的消耗战，最后几乎同归于尽。在李密麾下效力的徐世勣，秦叔宝，程咬金，则继续为唐帝国南征北战。

李承乾为太子为何还谋反

太子和能当上皇帝完全是两码事，尤其是站在隋唐那个年代上。他弟弟李泰已经有了都督22州的大权，几乎占了当时全国1/8，还当上了雍州牧，这可是之前李世民干过的位置。李承乾的心里肯定是要哆嗦，他要是想学习一下太子该怎么做，往前一看。上一位太子他大爷被他爹干掉，再往前看是隋文帝太子杨勇被弟弟杨广干掉，清一色的全无好下场。

在李承乾之前顺利完成父子间正常皇位传承的太子都是陈后主时候的事情了，说明在那个时代，皇位就不是靠太子这个位子得来的。唐之前，是短暂的隋朝和混乱的魏晋南北朝，再之前是宗室内部有爱的掏心掏肺的西晋，废杀弑篡这些字眼几乎到处都是，大家玩的几乎都是承乾他爹的那套玄武门继承法：宗室们先是开刀互砍，等有实力的宗室死的差不多了，就该轮到那些有实力的大臣们了，最后顺利上位，完成改朝换代。

往后看，整个大唐二百八十九年，皇位的交接几乎没几次顺利完成的，除了李承乾被废后的李治之外，第一个顺利继承的都是安史后的代宗李豫，是玄宗的孙子。连代宗本人都差点成了政变的牺牲品，代宗后皇位都不是皇帝太子说了算了，得看神策军支持谁。

历史上的太子好做的不多，历史上皇帝和太子关系大多数都是紧张的，因为在帝制环境下，他俩本身就是天生的正敌，尤其是在科举制还不成气候的时候，士绅群体不够大。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皇帝宗族氏族勋贵豪强共生共治，谁都不服谁的社会。当时东亚乱了快300年了，别说太子，皇帝能善终的都没有几个，位置不是拼爹是拼命。看了几百年的大乱斗后，剩下满满的求生欲可以理解。

立嫡立长立贤

汉人王朝喜欢立嫡立长，只有清朝选择立贤。这个结论首先不准确。汉唐属于嫡子/长子继承的，都远不到一半，宋朝更是惨，一大半人连儿子都没生出来（绝嗣是宋朝皇帝一大特色），真正贯彻嫡长子继承制的只有明代，这么热衷，主要是朱棣之后，他自己的宗室就是最不稳定的因素，只有用嫡长子这个死命令把小宗们封印起来养猪，大宗才敢安心睡觉。

所以立嫡立长或立贤，最重要的核心因素就是稳定。清代宗室制度和明朝不一样，不是封王养猪的制度，且要把宗室尽可能利用起来好好培养统治数量庞大的汉人。他们也想学汉人立嫡立长，子嗣不昌，像活了最久的乾隆，十七个儿子，活到成年的只有10个，到最后一次秘密立储确定由永琰即位是乾隆三十八年（此时63岁），那个时候乾隆能立的儿子已经不多了。永琰能即位不一定是因为他很优秀，主要是生的晚活得久。大多数皇帝几乎都没得选，要么是紫禁城风水问题，要么是只能与满蒙贵族通婚，近亲结婚的后果。所以立贤是一种游牧民族的变形制度，也是一种子嗣不昌的无奈选择。

立长还是立贤，都有问题，立长司马家弄出傻子当皇帝，立贤隋炀帝戏精胜出，老领导眼光判断失误几率很大，其实还是玄武门继承法最有能力，只是不利于王朝的稳定。

嫡长子继承制，是以官僚集团把活都干好为前提的。总体上汉族从稳定交班出发追求立嫡立长，实际情况嫡长有被废被杀病死的，不是想立一定能立。在继承人问题上，多数朝代都是灵活操作。

安史之乱

唐的衰落

强盛、富庶、开放、包容的大唐是中国人梦魂萦绕的朝代，万邦来朝。为大唐盛世找到一个根源，那么这个根源最应该是：均田与府兵。士兵多是家中有田的自耕农，他们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上阵杀敌虽然需要自备武器，但是相较于税负的减免，取得战功还可获得封田，对于世代以土地为生的中国人来说，土地的奖励最能聚拢人心，大唐府兵勇武无双。那些年，大唐走入了一个正向循环：朝臣上战场，开疆扩土可获封地爵位官位，百姓上阵杀敌可免税，立功还有封田。大唐上下锐意进取，原本虎视眈眈的外敌纷纷被打怕打服。虽然还有一个讨厌的吐蕃，但这并不妨碍这个时代成为盛世，但盛世的裂痕也从中产生：边患日甚，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如三朵恶之花在大唐盛世下依次开放，三者互为因果，交替生长，最终消解了大唐的所有荣光。

府兵制的崩坏

大唐战斗力来自府兵，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理论上讲，通过军事行动开疆扩土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封与府兵，府兵一方面戍边开疆，一方面生产繁衍，这个模式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但是，任何事情皆有极限，中国古人为何不厌其烦的修建长城，因为长城所保护的是适合农耕的土地，而长城之外的土地大多只适合游牧，在生产技术落后的农耕时代，这些土地未必是资源，一旦过多甚至可能是累赘

一个帝国如果能够持续对外用兵，其原因只可能是一个：对外用兵，是个赚钱的买卖。

如果对外用兵变成赔钱的买卖，这种用兵就不再是盛世之光，而是乱世之源，但很可惜，大唐由于前期扩张太快，边境线太长，需要更多的士兵镇守，于是大唐不得不将这个赔钱的买卖继续下去。在农耕地带或半农半牧地带打仗，主场优势在大唐这边，但是一旦战场转移至游牧地带，大唐的主场优势就变成了客场劣势。超过临界点后，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划算，但大唐已经回不到从前，只能硬着头皮往坚持下去。

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但是一方面，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国家手中可供分封的公田很快消耗殆尽，而另一方面，土地兼并让无数有地农民变成失地流民。从古至今，随着社会稳定，土地和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趋势，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不可抗拒，即使抛来权贵势力使用暴力手段的强行兼并，如果政府不加干涉，土地的趋势也是向少数人集中。

时代一粒沙，个人一座山，支撑起大唐的府兵们家中确实有田，比给别人种田的佃农要好，但是家中那为数不多的田产也是他们唯一的资产了。一次旱灾、水灾，家人患一次重病，都会把这些在战场上无所畏惧的汉子们逼到走投无路，只能卖地以解燃眉之急，于是，他们没地了。

地没了，边疆还得守，仗还得打，但他们没有了可以种粮换钱买兵器的土地，这仗怎么打？没有兵器上战场就是送死，去他大爷的，逃吧。于是，大唐荣耀的根：大唐府兵，崩溃了！战斗力减弱，大唐的疆域和边界又过大，那些当年被打服的少数民族还能继续臣服吗？绝不可能，于是，大唐的边患旋即又起，并且愈演愈烈，似乎永远都处理不完。

节度使割据

总结来说，唐在击败东突厥等周边民族后，边疆地区军事形式发生战略性转变，由进攻转为防御，为有效防御吐蕃，突厥，契丹等民族的侵扰，需在边境设立固定的军事指挥体系。而从高宗武后以来，均田制逐渐被破坏，导致流民逃户问题严重，一方面是边疆需要大量人员从军守边，一方面大量流民无处安置，于是二者结合，玄宗时期就大量招募流民来充军戍边，于是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为节度使制度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既然是为了应对边疆地区快速变化的军事形势，那么改革军事指挥体系也有必要，需要建立边防快速反应部队，财政和后勤就要跟上，中央不能全部解决后勤保障问题，不能给钱就要给政策，就是允许各边防军屯田自行解决供应问题，财权下放给节度使（税收田赋不交中央，留作军费），军财治理权均落入节度使手中。可见节度使的设置是中央政府为了应对来自多个方向的边患压力，在边境地区设立军事和行政机构来快速应对而设立的，在中央无法提供后勤保障时，是政府平衡中央和地方势力的一种做法。从最初设立看，起到了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的作用，十镇节度使，85%兵力，全在边疆，可见唐王朝对边疆的重视。

中央军 9w，藩镇兵力 49w

既然支撑府兵制的生产关系已经不存在，那么只有改变兵制了，不是有很多人没了土地，失了生计吗？国家招募成为职业军人，专门为国家打仗，可以吗？如果大唐的边疆没那么广，如果大唐周边的强敌没那么多，这是个好办法，如果只看募兵代替府兵后唐军的战斗力，似乎还有提升，毕竟，军人职业化了嘛。

但是，大唐的疆域太大了，需要防御的边疆，需要面对的强敌太多了，于是，大唐派往镇守边疆的常规部队常常会遇上仅靠自己应付不来的情况，这时候怎么办？常规方法当然是找中央，找朝廷要援兵，这些兵来自朝廷，朝廷理应负责到底，遇到麻烦应该朝廷全权调度，但是，在交通、通讯等方面如此落后的古代，如果将军队的一切事物都交于中央管理，其效率可想而知，打仗哪里等得及，于是，兵权开始下放。**这里说的兵权不是领兵权，而是招兵权。**为了应对复杂的边境战事，当地的守军将领（后来成为节度使）开始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自行招兵。

当时构成税基主体的自耕农已经纷纷成为失地流民，世家大族们想方设法少交税不交税，长安的皇帝，其实也不富裕。

于是，魔鬼一点点被释放，中央先是命令节度使在边界驻军处组织屯田，先保证将士的吃饭问题，这倒是很合理，但是这样一来，一个悖论就来了：如果粮食有余，可以换钱，节度使手上就有了一定的财权，如果粮食不足，节度使就会向中央要其他赚钱手段，无论怎么样节度使都会有一定的财务权。中央逐渐放开了盐税，铁税，其他税务也被逐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地方愈实而中央逾虚，当独立的募兵权和征税权都到了节度使手里，这些节度使实际上就已经是割据一方的土皇帝了。演变到最后，给钱不足，天不怕地不怕的募兵们不但敢杀节度使，也敢杀皇帝。

最后大唐已经完全信奉武力至上，宦官掌握禁军，各地节度使掌握地方军，军队就是唯一，军队就是一切，大唐变成了一个由丛林法则主宰的帝国。

天宝危机

大唐天宝14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至757年，两京收复在望，唐肃宗已经开始头疼，让他头疼的不是如何尽快平定安史之乱，而是如何安排朔方军的两位主将。

他招来李泌询问：两位主将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奈何？

李泌给的对策是，不要用官位奖励功臣，此将导致将帅权重，功高难制。等天下太平后，要用土地和爵位赏赐功臣，这样他们会为自己的子孙而珍惜既得利益，不敢乱来。

而建议肃宗未听进去，在天下未太平时，就开始防范为大唐续命的有功之臣，不让他们权重，不让他们立下高功。

安史之乱打了8年，实际上与肃宗搞帝王之术有很大的关系，对他而言，打赢战争什么最重要？巩固自己的权威最重要。相州之战，九个节度使联合攻打史思明叛军，兵力占压倒优势，结果惨败，纯粹就是肃宗从中作祟。他害怕诸将拥兵自重，故未在军中设主帅，却命亲信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到军队牵制各方势力。使诸将畏首畏尾，无法协同。相州之战败了，虽没有统帅，但也要有人担责。郭子仪势头正劲，那对不起就你了。遂将郭子仪解职闲置京师三年多。

有人说是鱼朝恩构陷，谗言能发挥作用说明皇帝相信，可历史上那些挑拨君臣关系的所谓谗言，说白了都是主子借小人口说出来的心声。

狡兔死走狗烹

正因为赋闲，郭子仪则性命无忧。而第一战将李光弼则生命堪忧。在对付统兵将帅方面，代宗比肃宗走得更远，肃宗防范将帅权重，将他们调来调去，但还给他们留后路，以备战时之需，好再为大唐卖命。代宗这里安史叛军已被收拾，于是狡兔死，走狗烹。代宗即位两年内，为大唐续命的功臣相继死去。来瑱($ti\grave{a}n$)先遭兵谋，后被赐死；仆固怀恩遭猜忌举起反旗，很快病死；李光弼在遭受猜忌后忧惧而死。

当仆固怀恩被逼反，勾结吐蕃，回纥南下，代宗封郭子仪一堆官职，让他率兵抵御。郭说，招抚使是抵御叛军需要，不敢辞让，但太尉一职绝不能接受，上表请辞，向皇帝表明心迹说：早就想像范蠡（$l\check{i}$）一样过逍遥日子，但因为寇仇在近，家国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宁处，才勉为其难担当重任。一次请辞不准，再次上表辞让，代宗终于同意。

在《资治通鉴》中落得一个社稷纯臣的评价，也折射出郭子仪周遭险境重重。别人都在玩阴谋，他一把年纪了，却只能装疯卖傻，否则就是身死家亡。于85岁去世时，已熬过7任皇帝，生命的最后20年，与皇帝们持续不断无声之战，也终于埋进了历史。

还我河山莫须有

岳飞是一份高洁的礼物，南宋朝廷承受不起。赵构、秦桧一心媾和。尤其是赵构这个软脚虾、脆皮狗是主要罪人，秦桧是个垫背的跪在岳飞墓前。

在高宗眼里，岳飞有四宗罪

1. 议立太子。高宗其实有过儿子，但在苗刘之变中受惊吓死掉了。而高宗后来又生不了孩子，就过继了两个孩子。岳飞再三催高宗早立太子。文臣还可以建议，武将万万不可说。高宗当时就很不客气的说，这不是卿不可以谈论的事情
2. 淮西兵变。当时宋朝军队四大战区，淮西军是刘光世的军队，战力最差，朝廷就想把刘光世的军队给裁撤了。一开始想让岳飞领导指挥，和岳飞聊过除了韩世忠张俊不受节制外，所有部队受你节制。但此举收到文官集团强烈抵制，当时岳家军已在四路军队中最大，有84员将领，人马10w，如果再把刘光世的五六万人交给他，就是尾大不掉了。高宗就动摇收回了成命。岳飞恼火撂挑子不干了，跑到庐山自己母亲坟前守坟。他一守坟，手下10w人都休了年假。此种情况下高宗再三给岳飞写信要求其回到本职工作上。他这才销假回来，虽然让岳飞面子是做足了，但使得高宗对岳飞产生了不信任和厌恶，认为是在要挟自己
3. 十二道金牌。朝廷为了达成宋金和议，要求前线部队都回来，其他都很听话，马上就回来了，岳飞却要12道紧急军令才回，在高宗看来你已经调动不了了。
4. 不忌讳武人和文人间的交往。朝廷的忌讳，岳飞偏不忌讳，有时候也舞文弄墨，跟文人间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很能参与到文人的活动中去。鉴于朝廷对武将的不信任，武将的自保之术呢一般是抹黑自己，例如张俊就做出一副很贪财的样子，韩世忠也大量去收购土地，积累财富，岳飞不怕死又不贪财。

杀了岳飞后，高宗常舒一口气：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臣无异。宋朝对官员很宽容，纵观两宋岳飞这种等级被处死的仅此一例。

坚定迎回二帝是误解

徽钦俩个王八蛋北狩以后，赵九妹自己先定的迎回二圣的口号，那时飞哥还是大头兵，跟着喊口号怎么了，皇帝都这么喊。

自从绍兴五年徽宗死了以后，岳飞就再没提过迎回皇帝这种话，因为此时对面金国宣传的也是放回钦宗回来当皇帝，这不是跟敌国呼应么，飞哥在这方面变现很正常，识大体，对钦总这个废物点心的称呼头衔由“圣”改成了“天眷”。

莫须有

当时杀岳飞甚至是朝中共识，除了大家简单说的迎回二帝得罪高宗（听众易信），兵权太重（实际原因），可能黄袍加身。皇帝要杀他可以理解，但大臣和将军们也要杀他，甚至是宋金的共识，是天下有钱人的共识，以莫须有，不需要理由，共识都同意。为什么会形成共识呢？因为他干了一件拓跋宏当年做的事，均田也就是土改，在解放了的北方领土上分给了宋朝的，金朝的流民和难民。你在北方土改了，南方呢？再打下去，金就被全部土改了，这还得了。所以杀岳飞是朝中共识。

直捣黄龙府？

无论是在与宋高宗的沟通上，还是实际军事部署上，岳飞的重点都是“还于旧都”，“直捣黄龙”是岳飞为振奋军心而提出的口号。

基于岳家军的超强战力和岳飞卓越的指挥能力，加上两翼友军的倾力配合，且颖昌之战后完颜宗弼基本上也会不战而弃汴梁，故而岳飞恢复故土是可能的，至于之后怎么办，要看宋金的力量对比了或看具体情况了。

若收复东京后下令继续北伐，岳家军冒着被分割包围的风险孤军北上才能达成目标，不管有没有撤军令，岳飞都不会兵行险着，全军为上、见好就收定是他的不二选择。毕竟岳帅从来都是善于思考、讲求实际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便是这位战神用兵风格的最好体现。

胜利下的风险

金军在郾城、颖昌两场大战中损失惨重，“女真铁骑满万无敌”的神话被岳家军击得粉碎，但绝对未到“伤筋动骨”的地步。在岳飞班师后不到半年，完颜宗弼即统兵九万再次南下，可见金国并没有大伤元气，其军事力量也基本完好，他们在幽云地区及辽东老家的大量部队还没有调动。

岳家军连战连胜，但其两翼掩护俱失（议和先撤了），已陷入过于冒进的险境之中，另外兵力不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岳飞，他实际只有8w人，经过郾城、颖昌两次大战和无数小战的消耗，加之还需留下力量驻守新占城池和保护补给线，岳飞能够投入下一步作战的兵力已不足5w。

作为优秀的军事统帅，岳飞对此是清楚的，故而在拿下永安军（今河南巩义）后就命令各部向自己驻扎的郾城（今河南郾城）和王贵驻守的颖昌(今河南许昌）靠拢，以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完颜宗弼也看出了岳家军的命门所在，于是不等岳飞调整完毕，就抢先向郾城、颖昌这两处岳家军后方咽喉部发起反攻。虽然这两仗岳家军经浴血搏杀大获全胜，但对于敌人**“击我之后，断我归路”**的打算，岳飞不会看不出来。

金军越往北撤，其补给线越短、越有利于大军集结应战。金军采取诱敌深入之法步步后撤，将岳家军吸引到开封以北的大平原上，再以骑兵发动反击，以步兵为主的岳家军极有可能被敌从侧后迂回分割。

宋军，一旦进入华北平原、远离江淮水运的支持，其补给效率之低下、转运之耗时的劣势就会被成倍放大。

南宋末年宋军“端平入洛”时，本想赶在蒙古军之前占据汴梁，结果一头扎入黄泛区导致后勤系统崩溃，最后因断粮而功亏一篑。

所以，即便没有高宗的撤军令，在兵力不足且孤军深入的情况下，岳飞最理智的做法也应是后撤以集中兵力稳定防线、固守待援，而不是继续冒进。

义军武装不应高期待

有人指出，岳家军当时有一大优势，就是黄河南北各路抗金义军的积极配合。如果能够集中义军力量，就可以极大充实岳家军的战力，并从后方袭扰金军，前后夹攻以取中原。但从冷兵器战争史的一般经验来看，对这种类似民兵游击队的义军武装，从来都不可对其给予过高期望。由于缺乏组织引导和纪律约束，义军往往都只有打“顺风仗”的能力。

其作用也就仅在于牵制金军部分治安力量，**假如岳家军战事不利的消息传来，号称百万的义军武装很快就会作鸟兽散。**而且其动辄几十万的数量，绝对不能当真，百万义军揭竿而起，也不过是宋军在宣传上的造势。即便岳家军继续北上，得到义军武装的支持力度也不会很大，相反岳家军还必须拿出相当的装备和补给来支持义军，否则这些人顷刻间就会走的走、散的散，这反过来又大大加重了岳家军的后勤负担。

宋人一直都有高估北方、特别是幽云一带汉人“故国情怀”的误区。实际上，当地汉人在辽、金百余年以“以汉法因俗而待”的治理下，并不对辽、金怀有什么敌意，对宋也没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期望，“遗民泪尽胡尘里”只是南宋文人们一厢情愿的臆想而已。

明朝建立的意义

明朝的建立让汉族在1279到1912之间有个难得的空窗期，在这600年里喘一口气，不至于在异族压迫下窒息。唐的后继者是孱弱的两宋，崇文抑武为方针带来的后果是连基本盘都保不住，更不用提靖康之耻和崖山沦陷。

唐宋元明清，若少了明朝，那么汉人在上一次统治全国的稳定期，是1000多年前的唐玄宗时期，若无明朝重塑法统，“汉人”或许会成为类似“罗马人”的历史名词。

• 唐以后关中残破不堪，被金元统治近300年。

• 往北半个陕甘宁被西夏统治到明朝收复，至少脱离汉族统治300多年

• 整个大西南包括四川贵州土司遍地

• 云南从六诏到大理，再到明初，至少600多年，当地百姓已经不知道汉字

• 燕云十六州丢失450多年

• 淮河自北宋灭亡近250年沦落异族

• 南宋旧城被元统治也有90多年。

如没有明朝，汉人经历持续600年的异族统治后民族意识是否能很好保留？难说。

土木之变的连锁历史

历史上蒙古民族是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的。古代两分为“草原百姓”和“林中百姓”。瓦剌简单来说是指西部蒙古族，清朝称漠西蒙古。“瓦剌”的意思是“森林之民”或“邻近者”。

北京保卫战与夺门之变

调兵备战

从全国各地调兵勤王，含两京河南的预备役，沿海备倭军，漕运运粮军。三类都不算精锐，但也凑了22万兵员。

当时京师军队只有1/10配备武器，盔甲。于谦又下令将南京储存武器的2/3共计126w件调入北京，还派人去土木堡战场收集明军遗弃的头盔9000顶，甲5000件，火枪1.1w杆，火铳2w只，火箭44w枚，火炮800门，装备守卫北京的明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北京一下子多出这么多增援部队，必须提前解决粮食问题。由于大运河的运输，通州是京城粮草主要囤积地，仓米数百万石，可充京军一岁饷。这么多粮食，不动员十几万人根本搬不回来。打北京保卫战确实也用不了这么多粮食，但蒙古骑兵从来都是就食当地，运不回来也要毁掉。除了付费请老百姓运粮，令所有来京增援部队路过通州时，自行到通州取粮，超额多带粮食到北京的，还有赏钱。大军从通州一过，顺手就把通州的粮食搬空了。

土木惨败后，瓦剌并未乘胜直捣京师，而是几次在宣府，大同等边镇勒索财物，使朝廷得到1个月的喘息时间。

在北京保卫战中，于谦特别重视谍报工作，英宗刚随也先大营走远，于谦就得到线报，马上下令前线大炮轰击，不必投鼠忌器。主动出击，不向也先示弱，几场城门伏击战打消了也先速胜梦，天寒地冻，各地亲王大军纷纷开拔，也先遂拔营北遁，北京城保住了。

储位拉锯

得知英宗被俘后，孙太后命朱祁钰监国，一天后又想立两岁的朱见深为太子。她的如意算盘是英宗若能脱险归来，皇位自然还是自己儿子的，若有万一皇位也只能是她孙子的。避免朱祁钰生母吴氏母以子贵。但土木之变后文官集团爆发出清洗内廷势力（宦官和锦衣卫）的政治诉求与潮流，局势发展已超出孙太后的控制。

宣宗一生只有2个儿子，但由于出身，朱祁钰母子在宫外生活，在明朝藩王不得参与朝政。如果没有土木之变，软弱的朱祁钰母子肯定可以平静度过一生。事情的发展却将其推到了前台。此时朱祁钰年方22岁，正春秋鼎盛，太后扶他上马也有条件，景帝只在特殊情况下代任其位，不得改变皇统世系，死后仍由朱见深继承。

后朱祁钰改易太子，将朱祁镇的儿子换成自己的儿子，于谦勉强签字。改换太子后，朱祁钰笼络朝臣，给官员发双倍薪水，于谦又推辞不受。明代有人指责于谦不谏言景泰帝易储之事，王世贞指出大家想多了，这是皇帝的家室，汉高帝想废太子刘盈改立刘如意，张良都不敢开口直谏，凭什么认为于谦就能说服景泰帝？

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实质是孙太后，朱祁镇与朱祁钰的政治斗争，于谦执掌兵部总督十团营，阻止发起的人不难，难的是如何善后。朱祁钰当时病危，其即位的合法性来自孙太后的敕书，而不是其父宣宗。在病危之际，孙太后复立朱祁镇当然也合法，要彻底否定这个合法性，只有废黜孙太后，将谋逆的朱祁镇废为庶人再赐死，如何面对未来登基的朱见深，此时朱祁钰病危没有子嗣（改立的太子早亡），如果于谦当日有所行动，他就不再是于谦，而是王莽，曹操，司马昭。

南宫复辟当日凌晨，景泰帝听闻朝堂钟鼓大作，大惊，问左右曰：是于谦吗？左右告之，是上皇复辟了。病榻上的朱祁钰知道自己政治生命了结了，眼神空洞，嘴中无奈念叨：哥哥做，好，好。

于谦用人，只看才能功绩，不看出身，得罪了不少大臣勋贵。南宫复辟同时，于谦被当场逮捕。朱祁镇说于谦可是有功之人，他知道若非于谦主持战局，击退也先，自己怎么可能回到北京呢？此时逆臣走到朱祁镇面前说：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

少年苦读时，于谦就写下著名的《石灰吟》，刚直无畏性格已经罄露。

抄家官兵冲进于谦宅邸，只见正室被封得严严实实，里面珍藏的是从宣宗开始开始几位皇帝赐他的东西，对于于谦的死，天下无不冤之。

于少保和岳武穆都是胸怀天下之人，是民族脊梁、国家之魂，可惜都低估了周遭的恶意。

土木堡后的瓦剌与鞑靼

瓦剌首领也先 将英宗送还北京，结束了与明朝的战争。后来，在北京城的夺门之变发生之前，瓦剌统治集团内部倒是率先爆发了一系列血腥的内讧。

也先虽当时声震大漠南北，名义上他也只是蒙古汗廷内的“太师”，比起“黄金家族”的「岱总汗」(即太宗汗）– 脱脱不花 仍矮一头。也先无法将大汗变成自己的傀儡，因为他们分营而治，天高皇帝远。但权臣与英主的冲突，如箭在弦，面临摊牌。

瓦剌为了控制大汗，早将也先的姐姐嫁给大汗，充当线人。其子理当继承汗位，不甘充当傀儡的脱脱不花却不买账，决心立另一个妻子所生的儿子为太子，无可调和。景泰二年，脱脱不花率先发难，也先初战不力，但不久用“离间计”瓦解了对方军队，最后杀死了这位大汗。也先下令大杀“黄金家族”后人，忽必烈直系后裔在这场劫难里几乎被斩尽杀绝。

盛极而衰

也先自立「大元田盛大可汗」，用北元大汗脱古帖木儿年号，表露出继承元朝大统的意思，以非“黄金家族”身份窃据蒙古大汗之位，做到这一点的唯有也先一人。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时间，也先兵败身死，不是只有“黄金家族”不能称汗的天命，而是也先避不开创业者的顽疾，做到共患难，做不到共富贵。

也先对草原的统治，能依靠的只是瓦剌的军事集团，里面的阿喇知院，是其得力助手。也先称汗后，太师之位空出来了，但也先来了个内举不避亲，把位子给了自己儿子。且为了削弱阿喇的势力，也先派人暗杀阿喇两个儿子，如此一来，其不反也得反了。结局是也先和阿喇先后都被杀，鞑靼各部拥立脱脱不花幼子为汗，瓦剌部众退居西北旧巢。

黄金家族再次定鼎草原

瓦剌因内讧而衰，鞑靼内部也四分五裂，25年换了三位大汗。随着1479年满都古勒汗的去世，忽必烈嫡系只剩一个大约5岁的孩童，巴图蒙克。满都古勒汗遗孀满都海夫人登上历史舞台，身兼母亲，妻子，辅臣三项重任，成为蒙古族历史上著名的巾帼英雄。巴图蒙克号称“达延汗”，也就是“大元汗”，后来再次统一了草原，异姓领主专权的局面也被扭转不复存在，不安定因素全部解决后，开始分封诸子，今日内蒙古行政区域图，仍看到达延汗分封的痕迹。

达延汗的子孙们开始了“画地住牧”的生活，这有利于减少鞑靼内部冲突，但游牧经济很快遇到它的瓶颈，畜群增长，要求增补饲料牧地，剩余产品也需要找到渠道交换“绸缎绢布”乃至“锅釜针线”等生活用品。

当时蒙古地区最有势力的首领是土默特部的阿勒坦（又音译为俺答，金子的意思），第一个问题通过向西武力扩张解决，征讨瓦剌，迫使其进一步西迁至阿尔泰山一带，“西海”成为土默特的领地。第二个问题，通过与中原贸易来解决，在隆庆年间，开市和通贡终于实现（前面嘉靖年间一直互打，不同意开市）。随着互市的开展，许多喀尔喀部乃至瓦剌领主也派遣商队以漠南各地领主名义到马市，民市，月市进行贸易。土默特部趁机做生意，抽贸易税或物资高价转售，从中取利。俺答的营帐地库库和屯，逐渐成为漠南蒙古手工业和商业中心，这座蒙古语里的“青色之城”，就是呼和浩特。

瓦剌的终局

与俺答求贡类似，瓦剌因为接近中原市场较困难，对阿姆河与锡尔河间的农区市场需求就很迫切，经常袭扰伊犁河谷。瓦剌各部在达延汗攻击下败多胜少，步步西退。为了结盟，在16世纪50年代，公推「和硕特部」首领为汗，再经过长期演变，瓦剌各部归并为准格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大部。

各部的领袖领地有限的矛盾无法调和，在距离也先时代过去200年后，又开始组织大反攻，企图恢复旧有荣光，1628年，土尔扈特部占领乌拉尔河，伏尔加河流域，1637年，和硕特部入主青海西藏地区。但在东戈壁地区遇到了清朝大炮，在叶尼塞河遇到了莫斯科连发枪，13世纪遭遇18世纪，不再是势均力敌，最后一次蒙古帝国在上升的时候倾覆了，因为它是过时的事物了。

明朝南迁能像南宋那样熬么

明和北宋当时完全是两码事，北宋的覆灭方式和历朝历代相比，都是相当炸裂的。类比放在明朝也是朱祁镇留学之后明朝打输北京保卫战才对味。靖康发生距离宋朝建立不过160余年，这个时间节点放在明朝，道长还在忙着和大臣讨论亲爹的事，放到清朝才是嘉庆九年，太上皇清纯帝刚去世五年不到，所以北宋结束时还算个身体强健的中年人，被流氓来了一闷棍，脑震荡在床上躺着不能动，虽身体没以前那么好了，但再勉强活几年还是没问题的，至于明朝到后来展现出来的情况和历朝土地兼并到了不可调和的状态是一样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和西方殖民主义那套不同，建立后的主要经历不是对外扩张和掠夺，而是地主阶级在国家内部去压榨农民。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每个朝代运行一段时间后，都会发现少部分人太有余而大部分人太不足，这个时候若统治者遵循天道，那就要去损有余而补不足，从而让社会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如果继续遵循人道，问题就积累走到over的地步。这个考验的并不是想怎么选，而是你还有没有能力选。就像大明最后，老百姓都凄风苦雨逼上绝路，国库也没钱，军饷都发不出，但以私产输助官饷的建议遭到文武百官的强烈抵制，提建议的官员被打入大牢，崇祯也被这么激烈的场面吓的断了这个念想，不了了之。既然不能遵循天道，那自然就有别人来"替天行道"了。

官僚代表地主团体，通过朝廷这个架子去吸收百姓的赋税，等收不上来的时候就需开始自救，打击官僚勋贵，就是看地主阶级能不能有人愿意吐点东西出来。等这些人没东西往外拿了，新一批轮回就开始了。明朝把这条路已经走完了，属于一个老人器官衰竭浑身上下已经到了什么都不可以正常维持的状态。早走晚走就是一两天的事，器官衰竭，大脑再怎么下指令，其它的器官也干不动了。所以朱由检跑哪里都一样。南明也属于傀儡，因为南方那些反清的人互相也看不顺眼，精力都放在内讧上，所以南明也没撑多久。明朝迁不迁根本不重要。

清纯帝被儿子恶心

原本在庙号体系中，有功者称组，有德者称宗，不是所有皇帝都能有庙号，如两汉四百多年28个皇帝只有7个有庙号。西汉太祖高帝，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中宗宣帝。“太高中世”都是顶级字眼，都不是普通君主能拿到的。庙号原不能当谥号来用，谥号字多，夸的骂的好的惨的什么形容都有，包罗万象，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评价君主。而庙号是没有评价功能的，原本就是给那些有代表性杰出贡献的人才能用的，只不过唐代之后，谥号注水严重，几乎除了亡国之君都是好谥号，已经起不到评价君主的功能了。这会儿庙号也是严重超发，人手一个，就导致了庙号反而起到了评价君主好坏的作用。

判断的方法也不是让你看字，而是看同样的庙号上一个使用者是什么德性，也就是所谓的判例法。六味地黄丸唐中宗使中宗不爱有人用了，被老妈收拾，被老婆绿，最后据说被女儿毒死，瞬间贬值，再没人用过，都觉得晦气。宋朝的徽钦度理持有者一个赛一个拉胯，有爷俩组团出国访问回不来的，有去世后脑袋被做法器的，有智商低下荒淫无道亡国南宋的，他们悲催的遭遇也让这些庙号全都是一次性使用。后世明清帝王用庙号就可看出来君主本身有无问题。

明英宗听起来挺好，但上一位元英宗死在南坡之变，只不过他平安跑回来了不然得给他安个徽钦都可以。历史上的高宗除了十全老人，再上一位就是宋高宗完颜构，再前面的重量级唐高宗虽开疆拓土但有治家不严的形象。大宋火种金国忠臣赵构这形象太突出了，不仅杀了岳飞还对金国称臣，总被金国人骂哭，让高宗名声扫地。

嘉庆这么搞也是因为父子关系着实一般，乾隆与赵构一样都做过太上皇，禅让后对儿子是指手画脚，不仅让他给早就死去的哥哥下跪行礼，对其能力也是各种质疑，总觉得这个接班人没选好，还向天公开许愿，如果这个儿子没选好就让老天爷早点取其性命收回去，再换一个上来。本来乾隆开疆拓土假谦虚想要个祖字的，可儿子偏偏装糊涂就给个宗，还扔了一个高宗上去，且乾隆本人生前偏偏最看不起宋高宗，也算是唯一可以抱负老爹的机会了。

晚清塑料姐妹花

两宫皇太后，慈禧母以子贵，但和慈安相比始终还是有嫡庶之别，慈禧也心知肚明。

辛酉政变

为防止辅政八大臣权力过大，咸丰临终前将自己两枚私章：御赏，同道堂 分给慈安和皇子。特别规定，凡是皇帝谕旨，起首要盖"御赏"，结尾盖“同道堂”，方可生效。皇帝的决策没有慈安的批准就不能生效，而当时皇子载淳只6岁，故印章就落入慈禧手中。安排是完善的，两宫地位虽然崇高，但她们充其量是拥有了否决权，但议程权力掌握在八大臣手中。八大臣也认为，两宫不应过问谕旨，更不能改，否则就是母鸡报晓。但两宫不会妥协，挡在她们前面的，只有一道“后宫不得干政”的祖宗家法。八大臣也不退了，在朝堂上纠党忿争，声震殿陛，直接把小皇帝吓尿了，尿了慈安一身。此后恭亲王坚定支持两宫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将八大臣一网打尽。

抢儿子的矛盾

两宫太后垂帘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爆发宫廷斗争，慈安在世时，慈禧深知自己妃子出身，与正宫娘娘慈安不能相提并论，事事恭谨。20年内，二人只在三件事上闹出公开化的矛盾。

1. 第一件事是慈禧宠爱的太监安德海案，杀他的上谕由慈安签发，可能是对慈禧专断已久的不满，借恭亲王和丁宝桢的势头，给慈禧当头一棒。

2. 第二件事是同治帝即位时很小，和温柔的慈安比较亲近。与忙于政务，强势精明的慈禧比较疏远，慈禧很不高兴。

3. 第三件事是同治皇后人选的问题，他不喜欢亲妈慈禧相中的女子，反而选中慈安相好的阿鲁特氏为皇后，导致慈禧的不满公开化。

野史毒害，也仅仅是野史

光绪六年，慈禧得了重病，卧病在床，慈安垂帘听政，这段时间慈禧很少露面，第二年春，慈安“感寒停饮，偶尔违和”，身体不太舒服，没有引起重视，不料在第二天夜里突然去世，年仅45岁，臣子们听说时还以为是重症卧床的慈禧，感到不可思议。

还有一些秘史传出，吃了慈禧送的点心而死，说有先帝密诏要慈安监督慈禧，但老实人慈安却将此事告知慈禧，并当着慈禧的面烧掉密诏。写这本秘史书《崇陵传信录》的惲毓鼎 在慈安去世时，连举人都没考中，省城都没去过几回，上哪打听宫城秘史。

慈安由病到亡，前后不到两天，有清史学者认为，慈安死于心血管病症。慈禧生了重病，听政的负担全部压到性情温和的慈安身上，事无巨细都要她决定，压力陡增。原来慈安只对大事拍板，慈禧长于处理具体事务，按记载言，慈安有选择恐惧症：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或竟月不决一事”。但慈安轻易不下决策，做的决策天下百姓都称赞，忽一死，故各种谣言风行海内。

全然放飞

慈安之死，给慈禧解除了最后一道权力紧箍，垂帘逐步到纱幕拿掉，再到同坐御塌，俨如宋仁宣故事，盖前此所未有也。

历代的教训

商朝因为将过多军队派出去开荒（前提老找诸侯要钱要人去开荒）而忽略了首都的防御，被周部族一举偷家灭国（当然周武王立国2年就噶了，留下弟弟周公辅政，建洛阳护西安-自己的儿子所在），周王痛定思痛，改换策略，让诸侯出去开拓疆土，在京畿要地周围分封安排自己家人，自己则留守大本营。此做法前期可谓是一帆风顺，然而随着分封越来越多，慢慢便不满足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开始互相征伐，最后连周王室也不放在眼里了。结果诸侯坐大，灭国。

最终秦国做大做强，统一了天下，看到商周的下场，认为都是诸侯的错，选择另辟蹊径走前无仅有的中央集权郡县制，不分封了哪来诸侯造反。权力掌控在中央，分派流官管理地方，避免地方官吏做大做强。结果流官没有与帝国同存亡的觉悟，一点不忠诚，光速投降，换个主子继续当流官。

作为流官出身的刘邦，继续吸取秦朝的经验，觉得还是有必要分封诸侯，但诸侯得是自己亲儿子，即便天下大乱，不管谁赢天下还在刘氏手中。可低估了权利带来的欲望，权利过大皇权就受到威胁，权利过小就容易把他们逼向造反，结果就爆发了七王之乱。到了武帝，想想咱还是搞郡县制度，心不齐的问题，让儒家宣传造神，并将矛头一致对外，赫赫战功解决民众和官员的归属感。却没注意有外戚内鬼，这个内鬼就是王莽，篡了孙女婿的位，西汉亡。

到了东汉，小皇帝不知道该信谁了，在外戚门阀压力下，认为太监没根最不可能造反，可太监掌权后，更不让人省心，借权肆意妄为，天下鸡犬不宁。紧接着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朝廷掌控不了局面，就将权利下放给地方自行解决。结果叛乱解决了，地方又做大了。皇帝也成了军阀的掌中玩物，各路军阀一顿征战，最终被司马家族偷了家。

两晋南北朝包括隋唐，开始探索新道路，可编纂为一本论皇帝的花样死法。之前的禅让皇帝还能善终。

司马家族再次汲取曹魏的教训，认为曹魏灭亡由于皇族太过衰弱，魏文帝大肆打压家族势力，才给了他人偷家机会。于是晋朝就冒天下之大不讳，大肆分封自己家族成员以壮大势力，相当于回到了分封制度，很快报应就来了，八王之乱降低了晋朝的实力，被外族偷家灭国。

在南北对立局面很久后，隋最终一统天下。再次汲取前面的教训，认为很多朝代灭亡在于世家大族权利过大，威胁到了皇权，于是便决定削除老牌贵族势力，诞生了科举制度。通过选举有能者居之，然而这种做法，大大削弱了老牌贵族的势力。在世家大族的推动下加上隋炀帝的过度消耗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很快民怨沸腾，最终被唐取代。

唐在逐步落实科举制的同时，走汉的路数，对外军功，随着土地兼并领土大摊子难以激励维系，不转向防守转而对抗进攻，财政上不堪重负，衍生出了一个新的官职，节度使。可没想到边镇军力过强，节度使权利过大，直接造了皇帝的反，叛乱虽被平息，但大唐已开始走下坡路了，最终被朱温篡取政权。天下继续进入混乱时期，五代十国，乱了几十年，直到北宋的建立。

宋吸取前朝各种教训，首先军队集中到首都既防偷家，又防地方武装力量造反。饯行重文轻武的方针打压武人（武将空有一身力气本领无用武之地），大规模科举挑动平民与世家互斗，再次太监后宫不得干政。做了所有自认为正确的事情，可大肆打压武将造成忽略了外敌，最终被一群游牧民族取代。

朱明再次汲取前面的经验教训，重点加了防外敌，首都也迁往了边防站，搞个天子守国门，防外族和看家二合一，这次外敌被安排的老老实实的，最终却后院起火被农民起义军一举偷家。

清朝再次吸取教训处理内在问题和外在隐患，农民起义都没闹出什么幺蛾子，疆域也开拓的够大。于是当时的统治者格外自信，连前来通商的外邦都打发了回去，可没想到海那边科技正如火如荼的发展，最终鸦片战争以来被降维打击，被外国联军强开大门。

我们的经验教训又多了一条：落后就要挨打！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额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