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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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发表于2014.05.19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书摘

增补于2020.10.19，阅读了近代的一些名人传记后，包括作者写的曾国藩，自觉作者本书对于近代来临的感触是过于学者化了，中华文化确实精华糟粕是一样多，没有这些糟粕也不成为屹立于民族之林之中华。但主体读后感写的较早，忠实记录，不加新评断。

国民性演变概述

古代中国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是两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国人的性格历程仿佛直落的三叠瀑布。

左传里记载的中国人性格上的活力和倔强，显得有普遍的审美张力，惹得他国研究者钦佩，后来则越来越猥琐。

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雍容文雅，明清时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创造力大减。

若比作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
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
明清是下游，经常断流，奄奄一息

书中观点的意思是这些与顶层制度变化引导有很大关系，底层屁民在性格品质下滑过程中没能抗拒突围成功，真真实实连历史的注脚都算不上。

春秋时代

贵族精神及其散落民间

先秦是贵族文化，贵族嘛，要有贵族的范儿：

贵族首要标志是"礼"（俗点讲就是要优雅）
勇敢。上古贵族都是武士，春秋时代，整个贵族阶级均匀执戈披甲为荣，冲锋陷阵为乐。
重视荣誉，敢于承担。贵族不仅仅意味特权，但权力也意味着责任。（贵族生活是荣誉的，奴隶生活是牟利的）。

贵族精神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勇敢，尊严，优雅，荣誉心等品性的成长和发育非一朝一夕之功，产生和完善，像酿酒，要一个个代代承继，陈陈相因的漫长过程。

上层社会中，礼如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钱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也要遵守战争礼。春秋时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离不开礼的约束。

礼崩乐坏与士文化萌生

当然，礼与百家争鸣的文化的绚烂貌似是冲突的。西周后期，分封井然的大一统制度因血缘关系淡薄及中央与地方的实力变化，礼崩乐坏，社会控制&身份禁锢都弱化，所有层级的人都可以随意用脚投票（迁徙），人的精神首次空前发展。

这要归功于多级的政治格局和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同时使各国统治者急于延揽人才)。当时夏商周留下来的典籍不再是贵族的专利，普通人也有机会接受教育，进行精神上的探索。首先演变出来的“士文化”，其实是贵族文化的一种延续（虽然上层政治杀伐暴戾，贵族开始堕落），当人们能用本领为资本，主宰命运，第一次体验到自主的欢欣和自由的快乐，也就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

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是春战时期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

民风及文化

争雄竞长，几乎都强悍好战

东方大国齐，民风强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韩国人差不多，贵族经常在路上驾车相撞。今天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地盘，《淮南子》中曰：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春秋时代，贵族各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时的中国人，不喜弱不禁风的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故《诗经·卫风·硕人》言卫庄公夫人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qí，身子长）”。

天真烂漫心无杂念

高远纯净可见诸诗三百，诗经里充满生命的欢欣，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

先秦时代，中国人吃饭酒酣耳热后常离席跳上一段，直到汉代，载歌载舞仍是国人的拿手好戏，汉代宴会，常以舞想属（就是说吃高兴了，主人先跳上一段，罢了，一位客人站起来接着跳，客人接着循环一圈，才算尽兴）。

高晓松说汉人音乐细胞差，在更远的时代里，汉族人还是挺奔放乐活的。

侠客灿烂

春秋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知恩必报，受恩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荆轲刺秦，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侠客，最大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平等，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珍视甚至到了敏感的程度。

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有个人遮住了灯亮。那个宾客很恼火，认为饭食的质量肯定不相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自杀了，oh my lady gaga）。

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乃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春秋时侠客们只听命于自己的良心，而《三侠五义》中侠客却自称罪名，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

如鲁迅所言，春秋时侠客，以死为终极目的，结局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为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广有田产，实乃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当历史迈进帝制

皇帝终结贵族

春秋战国时代的绚烂风格，被一个叫嬴政的人挥剑斩断。

秦始皇的过错不在于他统一天下，也不在于他修长城，而在于他建立了皇帝制度。皇帝制度是天底下最自私的制度。这种统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大于所有臣民意志的总和。**皇帝制度的出现，意味着贵族社会的终结，帝制之前，贵族地位来自血统，不来自恩赐，对最高权力形成制约。而后两千年，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逐渐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性劣化的第一推手是秦始皇。

楚汉之争，平民上台

始皇帝之后，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就是贫困文化或底层文化日益取代贵族文化。秦代末期的楚汉之争，就是底层文化战胜贵族文化的第一例。其结果就是平民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并且把底层气质注入到最高政治中。乌江之战的结果说明了项羽身上难以化解的贵族精神。在恶化的生存环境中，贵族精神和流氓精神斗争，当然后者更有竞争力。

淳朴未泯的汉人

霸王道杂之

帝制这个新型政治怪物在诞生之初毕竟不够完美，始皇父子政治风格过于率真，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秦的瞬间崩盘给后来的统治者树立了反面样板，两大教训：

吸食天下不能太急；
私心私欲不能直接昭然于众，须加伪装。

**儒家学说被选做门面工程，让老百姓相信，皇帝是为他们服务的。秦始皇浇筑房屋骨架，汉代的最大发明是抓意识形态建设，对房屋进行装修。**汉王朝的统治秘诀就是霸王道杂之，表面是孔子的王道，实际上是秦始皇的霸道。专用王道，肯定翻车。焚书坑儒是诛身，独尊儒术是诛心。这一招对后世的影响之深远，只有帝制和隋炀帝发明科举制可相仿。

知识分子残存春秋之风

被统治阶级作为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际并不像后来那般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远比孔子个性更锋芒毕露，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

到汉代，知识分子性格与先秦发生明显变化，因儒家大学成为高官，搞儒学自然渐多，但因只允许一种方式思考，大家都迷信教条，孔子成了顶峰，大家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毕竟汉代去古不远，风气未凿，独尊儒术的更明确精致有效的控制知识分子的技术-科举制还没发明出来，政府所能控制的，只是一小部分入仕的知识分子。汉代知识分子汉残存春秋之风：单纯朴直，好面子。汉代政治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官员的高自杀率。官员获罪，都多会选择自裁，免受小吏之辱。东汉的读书人还闹学潮。

尚武率直

另外，汉代仍然尚武。对人体美的欣赏可体现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汉代人眼中，男性美集中在胡须浓密，身形高大，肌肉有力等最能体现男性第二性征和力量感的方面。女性美的一个条件也是身材高挑丰满，出土的汉代画像资料上贵族妇女大多身形高大丰腴。画像砖石上，较力比武是常见的内容，汉人率直粗朴，男女关系通达。汉代男女可一同宴饮，结伴同路同车。女子能单独会见男宾，妇女改嫁是家常便饭。

魏晋风流

乱世世族

从汉至唐，中国人身上一直保持着尚武，通达，开放的雄性气质。这个面貌是由当时的社会结构背景决定的。从汉到唐，中国是士族社会，这种社会与先秦贵族社会还有一定相似之处，这是强大的历史惯性决定的，虽然汉是第一个平民建立的王朝，但还不能一步跨入平民社会。

秦始皇当初全力打击贵族，打击大户，建立平民社会。**通过立法的形式，要求“民有二男以上而不分异者，倍其赋”，以使富家大族迅速原子化，不再任用贵族当官，而是训练大批技术型官员，任免权抓在自己手里。**秦始皇背离传统的高速急转弯，终于导致秦朝翻车。

**汉代吸取教训，不得不从法家激进主义立场上，一定程度退回先秦社会传统。只是做的没那么激进而已，也是受条件不成熟限制（无法进行大规模考试），汉代使用荐举制，使得贵族社会借此还魂。地方官员们在察举人才时，自然以民门大族为先，这样导致官位被上层社会垄断，造成了几乎变相世袭的特点。**直到唐代，门阀观念依然盛行，虽然隋就发明了科举制，但科举直到宋代才成为最主要的选官方式，因为李世民就有浓厚的门阀情结。

从汉到唐，中国社会兼具平民社会和贵族社会的双重面貌**。**

专制集权的郡县制国家，体制上讲，官位由皇帝任命。
荐举制导致皇帝和平民间，又恢复了一个类似贵族的稳定强大的士族阶层。士族中选拔人才，靠的主要不是官员政客权力交易，而是家族声望。

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外在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数百年之久。文化和教育在家族里必然很重要。这也是魏晋风流不可忽视的文化背景。魏晋人士纵性任情，饮酒啸歌，风度被后人追慕。如果说士族社会中的汉、唐更像贵族社会的西周，整饬有序，礼乐辉煌，文化雍容大度，那么魏晋就像贵族时代的春秋战国，是一个个性才情得以充分展示因此极富创造力的时代。

之所以如此，因为魏晋社会背景与那个年代高度相似。**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三国鼎立之后，接着就是司马氏建西晋，新王朝未稳，就爆发八王之乱。永嘉之后，北方陷入十六国割据，江左出现东晋政权。淝水之战后，南北对峙局面正式形成。其后则是南北朝政权不断更迭。

权威崩溃，性情释放

**与皇权不稳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家大族的稳定。**门第高贵的士人，甚至对门第不如他久远的皇帝报以一种睥睨之态，许多人甚至不屑于为皇帝服务。政治权威的崩溃，意味着儒学也不再是唯一的价值体系，魏晋士人对庄子和佛学的兴趣头一次超过儒家经典，导致了玄学的兴起。

哲学是非功利的产物。魏晋士人的时髦活动“清谈"，激烈辩论人究竟该怎样活才算快乐，究竟什么样的人格才是最理想，最完美，如何协调个体和社会。思考的结论是，人生意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物质得失，也不在于把活生生的生命做僵硬的伦理教条的注解，而是在于心的自在，真性情的释放，竹林七贤就是这股思潮的代表，强调一个真字。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政治史的一个衰落时代，确实中国艺术史的无比辉煌的时代，与书法一样，绘画，文学，音乐舞蹈雕塑等都出现了突破性发展。王羲之不用说了，顾恺之，陆探微绘画史划时代的大家，文学史第一次出现山水田园诗，音乐领域，诞生了广陵散这样直指内心的千古绝唱。

大唐的雄健阳光

女权空前绝后

对比近代的中国女装，唐代就是另一个世界。在唐人那里，性还没有变成要遮掩的罪过，没发明出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离婚改嫁家常便饭。

唐肃宗之前的唐代公主，再嫁者达23人之多，三嫁则有3人。<古今图书集成>所列烈女节妇，宋代267人，明代达到36000人，唐代只有51人。

唐代上层社会，对性更是持宽容甚至放纵的态度。文人狎妓是公开的时尚，李白不说了，白居易这样的高级领导也公然养妓。后世所谓脏唐臭汉，指的就是唐代上层社会的淫乱之风。武则天养面首，唐中宗的韦后先后与几个人私通，太宗女儿高阳公主嫌一个老公不够玩，还跑外面找和尚道士，为补偿，找两个美女供老公享用。还有其它公主纵欲的记载，简直乱到不行。唐代女权意识空前绝后，产生一系列弄权的宫廷女性，更产生了唯一的女皇帝。唐代小说里甚至有不少女侠，与其它朝代里国人喜欢的女性形象大异其趣。

胡气恰到好处

唐代种种与众不同，因为汉族文化中优质健康成熟的部分，与北方少数民族天真刚劲开阔地气质的偶然结合。催生独一无二的自然丰盛灿烂，是中国人最自信，放松，自由的时代。唐太宗至多有十六分之三的汉人血统，高宗只有三十二分之三。少数民族做皇帝，唐代并非空前绝后。但是唐代**与元代、清代完全不同的是，唐代皇帝的少数民族血统是隐蔽的。盖古人观念之中，父亲提供了全部的遗传基因，母亲只提供了血液营养而已。所以在社会心理上，唐代帝王从来没有被当作少数民族看待。**这是隋唐与元朝和清朝至关重要的区别。唐代皇帝既不必像元代与清代皇帝那样，对汉民族及汉文化抱着恐惧提防心理，同时又拥有根植于少数民族血液的蓬勃生命力，因而也就造就了他们博大开阔的胸怀与视野。正如陈寅恪所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伟业。”

这种“胡气”使唐初诸帝有着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心态。

文弱之宋

唐宋对比(热烈vs内敛)

唐代女人外向泼辣，宋代妇女却内敛柔和。唐代女人喜欢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宋代妇女却只能站在重重帷帘之后，掀起一角向外悄悄张望一下。唐代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大呼大叫地参加集体体育运动，宋代妇女却裹起了三寸金莲，讲究起行不动裙，笑不露齿。唐代妇女以丰肥壮硕为美，而宋代追求瘦弱和病态，如张子野的《菩萨蛮》中所描写的那样：“轻怯瘦腰身，纱窗病起人。”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凡是唐代的事物，无一不博大恢宏，健硕丰盛。而宋代文物的风格则细腻而文雅。

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人喜欢画骏马、苍鹰和牡丹。这几种热烈、奔放、大气的意象正抒发了唐人性格中的慷慨和雄健，宋代的文人画家却偏爱画梅兰竹菊，它们独处山中，低调含蓄，幽冷寂寞。唐瓷大气，宋瓷精致。唐瓷以雍容自然而取胜，宋瓷则精致而谨慎。小山富士夫说：“唐瓷华贵，宋瓷纯净，明清瓷器精细俗艳。”宋瓷或为纯白、漆黑，或为清澈无垢的青白，或为幽玄深邃的粉青。与大气粗朴的唐瓷相比，它简洁清秀，反映出宋人细腻内向的心理性格。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唐人笔下的边塞壮丽无比：“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对比之下，宋代为数不多的边塞诗词中最有名的那一句范仲淹的“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读起来是那么的凄凉。如果说唐诗体现的是少年精神，那么宋诗则充满了中年人的冷静和沉思。

总结来说，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的原创力不再，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者高昂明朗，或者雄浑壮大，或者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和生活化更胜唐诗一筹。

乱世后遗症，重文轻武

这一切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深深恐惧。从开元盛世后到宋朝建立的二百二十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麻的五代十国。篡弑和兵变是五代十国的主旋律，每个政治人物的辉煌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武人统治的时代，人人都朝不保夕，不但老百姓流离失所，连皇帝都是高危的职业。枪杆子决定一切的世界，实在太让人绝望了。费尽心机得来的荣华，转眼又成泡影。在这个世界里，没有胜利者，所有人都同归悲惨结局。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江山的赵匡胤不想再继续这无望的恶性循环。结束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凭枪杆子，而是凭笔头子来进行竞争。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

因宋统治者为了吸取前面王朝的教训，防止权力被剥夺，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最终使宋朝经济快速发展，教育文化发达，但是也导致宋朝是个文弱的朝代，军事老是败北，最终被马背民族打败，灭了。宋教育文化的发展也是文化平民化，世俗化，雅文化与俗文化共同发展。可惜到了元朝，蒙古族对文化的破坏，铁骑踏断了民族脊梁，最终俗文化逐渐朝暴力文化发展，典型的元时代的《水浒传》，底层崇尚暴力，假如站在当今的角度分析，里面很多英雄都是反人类的，并且是藐视女人，对女人的极大不尊重。

丢失自信，心理扭曲

亡国灭种的威胁，是宋代理学兴起的直接原因。它基于一种心理误区：“宋代中国人没有了自信，因此他们靠守节来获取安全感。在他内心中隐隐约约以为，只要他用强意志力谨守一些细微的行为准则，灾难好像就不会降临于他。”这种心理误区使中国知识分子从宋代开始都染上了“强迫性人格”，都成了完美主义者。他们给自己提出的标准非常高而不切实际，要求自己必须成为“圣人”，不允许自己犯哪怕最微小的错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心理安全。这就是宋明理学的诞生背景。梅兰竹菊在宋代以后被称为“四君子”，这四种事物所表现的，其实都是对即将到来的严酷环境（亡国灭种的威胁，笼罩在每个宋人心头）所做的一种心理准备，为在死亡、在被征服的威胁面前坚守气节而进行的自我精神动员。

孙国栋在《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中说：“唐代以名族贵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以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北宋则以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所以唐宋之际，实贵胄与寒人之一转换过程，亦阶级消融之一过程。深言之，实社会组织之一转换过程也。”

平民社会在政治结构上的主要特点是皇权独尊。到了宋代，政治权力全归天子所有，不再有可与政府相抗衡的庞大家族，君主独裁统治正式开始。

宋代宰相还有比较大的权利，皇帝相当于董事长，CEO还是宰相，这里不同意作者的讲法

在平民社会，君主的个人价值取向，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影响更为直接。

宋代统治者的开明、理性体现在：尊重文臣，文臣的理性和谨慎，社会管理特别是舆论管制的宽松。

**宋代的基本制度设计，大幅度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立多大功勋，也难有文臣的风光。**男人开始丧失尚武精神，沉醉在案头书牍，体质越来越差，性格越来越细腻。**宋代之前，国人并不压制自己的欲望，活的健康自然。宋代开始，不会骑马的不能比赛疆场杀贼，只能比赛谁个能杀心中贼，也就是谁更能”克人欲，存天理“。男人们缺乏自信，妇女的命运因此遭遇180度转弯。文弱的宋代男人开始了处女嗜好，三寸金莲，女人被用礼教和衣服包裹起来。甚至宣称，女性贞节是关乎国家前前途的大事。缺少安全感的人，都善于推卸责任。宋代男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亡国灭种的责任转嫁到了女人身上，通过盯着女性守贞节，缓解自己的内心压力，梅兰竹菊这四个节操的象征物，越来越多被用作女性的名字，是一个暗示。

蛮霸之元

文化被弃

如果说宋朝只是使国民普遍在气质上变得更文弱，那么元朝则彻底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后者对国民性的改变是摧毁性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但对汉人的礼法传统，始终不予重视。有位著名的外国学者曾说：“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们的灵魂。”

精英损耗

由于华夷之辨独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事实上，南宋军队虽称软弱，但是也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战，数千守军战斗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杀敌多人后才壮烈殉国。元兵围扬州，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书于城上。“城中粮尽，有自食其子以坚持者”……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数十年的抗元战争，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消灭。**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夫负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

宋代以前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以诗写得像唐或者像宋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他们以拾前人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明清五百年的诗坛，没有一点激情和冲动，没有一点真性情，甚至没有一个真表情，除了纳兰容若外，居然没再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了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混蛋之明

户籍管制，八股诞生

秦始皇之后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北魏隋唐等少数民族血统者之外，几乎都有或浓或淡的流氓气，汉高祖早年就是一个小流氓，赵匡胤亦出身游民，其父做了倒插门女婿，赵匡胤少而流浪四方，从军后才渐渐发迹。而朱元璋是杰出代表，在社会上游荡过三年，毁灭了朱的道德底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为他的生命哲学，在个人奋斗和治理国家过程中，多次表现出他的流氓意识。

虽朱赶走了蒙古人，在历史上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朱的统治比蒙古人更野蛮强硬。继承了蒙古人统治的精髓–户口世袭制。他恨不得把全国人民都植物化，只产出果实供他享用。因此他又创立历史上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不允许随便迁移。重视对知识分子大脑的控制。唐代科举制度**，把全社会智力资源集中到功名利禄这一个指向，限制了智力活动的多级多向发展。**朱元璋的改革，规定只能写八股文，造成格式化的知识分子。四书一经之外，咸束高阁。

特务治国，流氓社会

治国措施的第二个核心，防止任何人窥视他的权力。防止豪门巨户，屡兴大狱，几万豪门杀得所剩无几。清洗开国元勋，清洗当时上层社会几乎所有智商较高，权力较大的人。**第三是大搞特务治国，因为出身卑贱又防范心重。对治下的臣民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心理。**对臣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包括私生活，表现出一种病态的关注。中国历代王朝的运转，总要套上一件文质彬彬的外衣，只有明代的皇帝们撕掉了这层外衣，赤裸裸表现出对他人的防范和贱视。从某个角度来说，明朝是一个由流氓建立的，以流氓规则运转的流氓社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以流氓手段治国，自然就要依赖流氓。明代政治的另一大特点是流氓与权力的高度结合。（专横的权力）毁灭道德，因为缺乏安全感就不会有道德。民代特殊的制度设计和同志作风对民族性格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通过强硬而残暴的政策，朱元璋把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放大到影响整个国家的性格。**他的强横残暴，使中国民族的整体性格又一次大幅度软化，他将社会个体的自主性摧毁殆尽，人们本来不多的自尊意识更被扫除一空。奴性从明代开始，在人格空地上如同野草一样长得更加茂盛。

明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呈现出"流氓“面貌。皇帝贵族的流氓事迹多了去，我就不写了。明代正统以后，从朝廷首辅到普通官员，争相向皇帝献房中术以邀宠，成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道奇景。太监之祸的严重大家也知道。僧道集团，结交衙门，吃酒赌钱，靠诈骗为生，形成了一股风气。至于底层政权，如金瓶梅所描写的，明代地方政府中，具体办事儿人员也大多是流氓。

随着社会日益腐败，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从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上梁不正下梁歪，底层百姓们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我们耳熟能详的俗语里，大多数都是在明代流行开来的。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成为中国人性格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秦汉以降，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及至朱元璋时代，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朱元璋不能容忍在他至高无上的皇权之下存在另一种高傲，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寰中士大夫不为所用律”下，苏州才人姚润、王谟因征召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

当历史进入大明王朝时，流氓化，恐怖统治，更是典型。流氓典型表现，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也逐渐成为国民性格的一部分。

帝制终点

历代王朝莫不要求大臣们成为有操守的名臣，然而清代帝王却首次提出，一个大臣不应该追求成为名臣，因为过于坚守道德原则，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像狗一样地为皇帝服务。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因此清代这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大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更加混蛋的满清基本制度上几乎全部研习明朝，故就不用多说了，一个鸟样。清朝世人皆为奴隶。

满清混蛋之余只剩一个疆域扩大的有利结果

近代来临

改良论调

胡适说：“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给他一票，他今天也许拿去做买卖，但将来总有不肯卖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给他一票，他现在虽没有卖票的机会，将来也没有不卖票的本事了。”

有人卖票，说明民选这一票还有用。比起这张票一文不值，毕竟还是进步。在胡适看来，中国的民主政治也许注定要从卖票甚至打架开始，关键是一定要迈开这一步，然后再一步步地进行改良：“选票制的改革，从公开的变成秘密的，从记名变为不记名的，便可以除去许多关于选举的罪恶。今天中国的选举坏到极处了；将来我们若想改良选政，一定还得从制度上寻下手的方法。”

胡适说：“暴力革命带来的，必然是暴力专制政府。”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激烈的道德批判。胡适则认为，只进行道德批判，不追究道德背后的东西，把所有的事情都混到“国民性改造”这个大锅里一锅煮，是达不到效果的。政治的归政治，道德的归道德，不能试图以道德解决政治问题。

中国人历来有一种一元论的思维倾向，喜欢把复杂的世相归结为“小葱拌豆腐”式的某种“终极真理”之下，认为找到“大本大元”之后，则一切复杂的问题都会“彻底解决”，迎刃而解。**但“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胡适的思想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他认为人类永远不能掌握终极真理，任何一种“主义”都不可能绝对正确，“包医百病，根本解决”。

胡适的“全盘西化”并不是指毁灭中国旧有的一切。他说，全盘西化只是一个方向，凡事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向全盘西化努力的结果，必然是两种文化的融合。

革命派

年轻的毛泽东是一个比较右倾的人（早期向各种人学习，较早崇拜的是梁启超），**甚至主张湖南独立及资产阶级型的政权，但其思潮变化的很快，各种流行思潮在其脑中都过过一遍。但有一条主线，国民性改造需要有圣人来领导，掌握了大本大元（真理）的人出现来唤醒，改造全国人的头脑，引向被解救的境地。马列主义占据每个人的头脑，去掉人性中的私。

“文化大革命”亦未达目标。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大家感觉国民性没有什么进步，反倒有重大的退步。人为分为两部分，相互斗争，私底下的谈话作为证据拿出来指控你。相互提防，仇恨，彼此间的冷漠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