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开国难度最高？

目前为止是本朝

• 别的朝代基本都是在打国服，偶尔联机国际服，但国际服难度不大

• 近代国服和国际服开始合并服务器了「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時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为何资本主义道路在 75 年前走不通？

在 90 年代的教科书中，并没有解释，只简单一句让人背诵，要考。实际上老人家是有自己的论述的，的确有实事求是的道理

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的多。但中国人口多， 民族多，封建主义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现在』（老人家讲话那会儿）还是走不通。如果要走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四分五裂危险的很。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现实冲击乌托邦

那代年轻人（知识分子和农民），很多加入党的真实动机是救亡图存的朴素爱国主义，特别是一批知识分子在尝试了议会制、无政府主义、实业救国都失败后，发现列宁主义那套【严密组织、武装暴动、发动底层】的方法论在中国最有效，他们算是救国的行动派。虽然他们不是投机分子，但在49年赢得政权后，建国功臣内部确实发生了根本的路线分裂。

大批农民出身的将领和刘邓这样的务实官僚，他们参加革命的初衷是「打土豪分田地」、「把洋人赶出去」，让中国重新成为一个正常、富强的国家（新民主主义的实质）。建国后他们希望发展经济，封官加爵，建设一套高效的苏式官僚体制。但教员认为此背叛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其察觉到战友绝大多数都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同路人，骨子里根本不想跟他一起搞那个纯洁、痛苦的社会主义乌托邦。

PRC 开始三十年的成就

这些事，换成任何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不要说 30 年，给他 100 年也做不到

周末一个有钱的恨国党朋友聊起民国的评价，他说民国接了清朝的超级烂摊子，面临的情况很糟糕，周围还有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工业强邻日本，做得其实还不赖。熬败了日本后，PRC 面临的情况要好了些，着实无语。

『交给他们一个国家，他们没有能力治好，交给他们一个省，最后自己成为了在野党』

国共两党的对比

两个党基因很大的不同！

国民党一堆的 Founder 都是大文人，大名士，大海龟，非常讲学历，战斗力就自然不行，这一堆 Founder，活到台湾的有的是，一直干扰部门经理升上来的蒋的经营。蒋一方面无雄才，一方面其主抓的黄埔军校也是个速成学校，太速成了，甚至开学一年多就上战场打仗去了，所以蒋退到台湾之前还是依赖海龟那些大知识分子。国民党经营也差的太远，对外吸收入股，兼并收购，大家一块分享股权，内部斗争也远没有共产党来得凶悍，团队建设信任钱和位子这一套。

而我党迅速摆脱了需要海龟，需要总公司派人来，需要空降 CEO ，需要总公司的钱的情况。且发现从总公司那泵来的专利产品在中国还不是特别灵，就开始自己研发产品。共产党完全做到不停开除 CEO，每一任 CEO 只要你不符合这公司的企业文化，就立即开除你，不管你是海龟还是土鳖，是大知识分子还是工人，这公司有铁一样的纪律，有强大的企业文化，一直向前进，在外面不跟你们妥协，不让你们入股，在里面坚定推行自己的企业文化，用了一大批学历普遍不高的实干家，转向所有从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人。

留欧勤工俭学的这一大批人，真正拿到学位的只有聂荣臻一个人，其他人都是以革命为主，开各种少共的中央会议，以勤工为辅，以读书为辅辅，没有拿到什么学历，在欧洲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党员，例如周总理在欧洲发展了朱德。

留苏的这帮人也没正经在苏联大学里读过什么书，只有极少数人去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如刘亚楼。绝大多数是在苏联的中山大学、东方大学，这两个有点像蒋中正在日本的振武学堂，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办的预科，学语言，培训速成一下。

任何公司的本质都是「与人分红的工具」的一个产品！

朝鲜战争加速了社会主义路线

建国之初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认为农民为社会基础的小农经济进不了社会主义，需通过几十年的交换逐渐形成积累再进入工业化，才能搞社会主义。教员对全党讲得也明白，这个初期搞不得社会主义。

一场朝鲜战争打来了一个大工业，苏联把重装备生产线整装搬到了中国，也来了斯大林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53 年朝鲜战争还没结束时，统战部长约教员报告，以现在的一般经验来看，东北留下的工业是斯大林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如果战后留下了，建议改变经济发展模式。45 年时苏联对中共没那么信任，觉得是民族主义的农民党，加之雅尔塔协定老政客斯大林盘算惦记日本在东北的资产，故把日本留在东北的所有设备尽数抬走，也提防你发展工业与他对抗（苏联远东部署薄弱，东北强大的工业体系让斯大林极度缺乏安全感）。一场战争打成同盟关系了，战争后产业要不要留，当然要留。

56 年教员约见荣毅仁，王光英两大民族资本家代表，咱们都是要为中华民族工业化的振兴，都被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说要不要加快工业化呢？当然是要。要加快工业化，要看谁快，是私人资本主义快，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快，谁快谁改造谁。那当然是国家资本主义快，所以完成私人资本主义改造。

PRC 的四场社会实验

打破阶级实现均等

49-79 年，5000 年的历史里，打破政权不新鲜，但打破阶级是头一次。从 50 年 6 月颁布土改法，开始从农村斗地主和富农，给了贫农和中农一次翻身的机会，这几个阶层开始流通起来。

在城市，通过三大改造运动，开始公私合营，建立国有资本。五四宪法收尾明确了土地的国有性质。这个阶段，原来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被消灭。

• 我们回头看，就城市和农村被打破的程度而言，农村破的要更彻底，它是通过斗争这种暴力形式实现的。
• 城市就温柔很多，大部分靠兼并和赎买。

这场打破阶级实验的目的是什么，5 个字，实现均等化。体现在就业、教育和医疗三方面。这场实验中，全国就业率大幅度提升，尤其是妇女就业。

分粥的人多了，当然能分到的粥自然就变少了。虽然工资少，但有班上确实让人们的社会地位开始趋向平等化。

• 建国时20%的小学入学率到了 65 年来到了 89%，远超世界上其他低收入国家。
• 赤脚医生制度在 69 年就覆盖了农村 90%的人口。

结果名副其实，但也是有代价，由于打破了农村传统的阶级结构，宗族社会，导致基层管理难度远大于过往的时代。基层干部其实只是管理者，大部分没水平也做不到士绅那样的意识形态引领者。

拥抱科技拥抱人性

79-02 年，生产力水平不足，养不起越来越多的人口，鼓励会折腾敢折腾的老登们重操旧业，那群人或一代后代还在，唤醒他们的创业记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苏联没改成功有一个原因是社会结构被打破太久了，能给市场经济注入活力的个体户们坟头草已经几米高了。就剩一群寡头了，你指望寡头们能给市场经济带来活力？他们只会瓜分，结果就是苏联被玩散了。

92 南巡后大大加速，还迎来了 98 房改，最大的一次财富洗牌。这场实验中先富带动后富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实现，贫富差距的状况逐渐积累。

80~95年，人民币贬值超5倍，迎合开放吸引外资，算是战略性贬值。过程中有护盘三要素

1. 货币政策
2. 控制分配，维持买卖供给稳定，辅以外汇护盘资金
3. 限制资本自由流动

探索资源配置方式

02-15年，开始探索钱怎么分，这也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一场社会实验。因为需要平衡三大势力：政府、市场、人民。想玩好这场制衡游戏，需要用到 6 脉神剑：分别是政府干预、市场机制、权利作用、关系作用、单位作用、公民博弈。政府干预用多了，会造成国资垄断，市场搞不好呢，官场勾结就更容易发生。权利滋生腐败、关系破坏法制、单位造成分配不公（喝茶看报与 996）、公民博弈又会造成群体性事件。

缓解社会冲突

15 年至今，改开 40 年一直转型，转型就会带来矛盾，矛盾就会有冲突。西方解决矛盾主要靠对外转嫁，我们则尝试把危机和矛盾去内部消化。与西方相比，中国最大优势不是资源和人口，而是动员能力。口罩让双方又重新认知了一次对方，老美惊讶我们一键暂停的能力，而我们也见识了老美对生命漠视的下限。二者在文化上的差异显而易见，一个是和为贵，就是整体利益，和西方个体本位文化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也会体现在应对冲突的缓冲机制上，中国家庭有经济互助，西方亲戚间少经济往来，中国这种就像加了一种免疫体系，对冲突有一定的自愈能力，40 年来虽矛盾不断但并未形成全国性事件，文化属性下的自愈能力也发挥了功效。

从历史的纵向比较来看，还是处于近 100 年来的比较好的发展时期，还属于大治之世。社会实验也不会止步于此，还会继续向前走。

华莱士采访邓

1. 如果毛还在世，会怎么看现在中国的政策？似乎有违他的主张

   答：毛泽东思想，现在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可见我们没有违背他的主张。（打马虎眼过去了）

2. 邓领导下的中国和毛领导下的不一样，似乎在进行另一场革命

   答：（这个答起来就比较来劲）我们的确在进行一场革命，但中国还是那个中国，没有改变，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用商品经济的手段解决物资短缺的时局状况」，只不过我们对于过去的经验有一些总结，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果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总要摸索前进，不能因为现在有所不同就片面否定过去，我们本质没有改变。

邓将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的天堂”硬生生拉回了“物质生产的人间”，他的思想源头来自其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认知，也结合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灵感。他的几起几落，也是「阶级斗争路线」与「唯生产力路线」的交锋结果。

• 一个社会主义视为一种纯洁的、绝对平等的道德理想与阶级斗争
• 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发展生产力、让国家富强、改善人民生活的世俗工具

16岁的邓在法国的钢铁厂和汽车厂里，亲眼见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和极高的生产效率。其潜意识底色是「现代大工业生产力」的崇拜：若社会主义不能在生产力和物质生活上超越或赶上资本主义，“优越性”的政治口号是空洞的。

站着回头看

务实派用20年的时间证明一件事，可以为了终极的国家富强，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工具箱，里面什么工具好用，就拿什么。这在教员眼里是无耻的修正主义，但或许在（物质短缺年代）灵活的中国百姓眼里是德政。民族主义为体，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为用的务实逻辑，至今仍深深影响中国体制的运作方式。

三中全会后，邓的实用思想管了几十年，有它的功效和历史地位，就是解构毛的一套，有助于人的思想解放，大搞建设积累资产追赶科技，也回避了中国到底要一个怎样的发展与文明目标的问题，其局限性和带来的问题今天已非常明显。从人民史观角度，当前阶段的各方力量在呼唤重新定义民族的现代性构建方向，价值标准。

邓没有教条洁癖，底线非常简单：只要能让国家变强、让政权稳固、让人民吃饱饭，所有手段都可以拿来试验。极其彻底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使其能毫无思想负担地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技术和管理经验。

这个世界教员看得很清楚，一直强调自强并团结（天安门城楼的标语也在 1950 年由「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换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其留给人民真正的强者文化是：自强辅弱，团结互助，平等尊重。而不良强者向人民灌输片面自强，引向极端利己主义，忽略团结，这也是不良者希望看到的结果，而他们自己抱团。人民也的确就被片面的强者文化引向利己，继而再次对自己的同胞带上傲慢与偏见。当你深入了解那片土地，就能深刻理解那片土地的人民配得上他们的苦难。

教员可称为新墨家的钜子，先秦墨家评断可见墨家从流行到没落，以庄子的话说墨子反天下之心，注定无法长久。墨子在的时候能很好协调墨徒的兼容性，钜子走后时代分裂和门人凋敝和之前也挺像，现行秦墨之道，身在其中，祝福祖国繁荣富强。

中国家庭没有看到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变成自己财富的一部分，当然从长远看，国企创造的财富被重新分配，着实在二次分配中为公民服务了，但现在普通家庭认为他们并未从中受益，所以消费水平比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低。

为什么解放军那么受欢迎爱戴

抛开思想，那几乎是教员留下来的唯一遗产了，让我们绕过无耻知识分子的笔锋一窥开国时的气象。

教员给中国底层造了个梦

如「历史的教训」里说到的：

• 人们间天然的不平等，就算发生了财富再分配，很快会发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唯一真正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对个性的提升。
• 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

而教员确是真正的革命者，不忘初心，可称圣人，又身兼哲学家，给神州大地留下了宝贵的主体性思想财产。二战以后，人类才步入人民史观的时代，且只有中国进入到这个时代，例如我们的邻居日本和韩国是血缘贵族时代。

除去上古传说里的人物，他是中国 5 千年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舍弃自我利益，真正为底层民众谋福利的开国领袖（唯一自始至终都在为民奋斗，堪称真正的孤勇者），太多起义之初都宣称推翻残暴的统治者，为大众建立一个平等幸福的社会，但一旦政权得立，无一不一改嘴脸，把自己高高置于百姓之上，使天下重新成为一人之天下，一家之天下，一党之天下，因为皇帝轮流做，千里做官只为财的思想早已根植在中国，这些「思想钢印」老百姓也习惯了。当教员出现之后，人们才发现原来天下竟然也会有总是为穷人着想的队伍。

他也是唯一一个改变人性的领导者，历史为什么总是循环往复？因为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人性推动的，几千年来，人性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人性中会有偶尔的光芒，但主要是贪婪，自私，这是生物本身的属性决定的，说不上多邪恶。然而，教员领导的革命和PRC却让人性中的光芒成为了主流，人们只有职业不同，思想简单纯粹，一心只想把国家建设好，之前的时代涌现了太多雷锋，焦裕禄式的传奇人物，这些都是与传统人性斗争中的奇迹。这些奇迹正是在教员领导的下的 PRC 人民创造的。遗憾的是奇迹只能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了。因为，伟人不在了，而人性却一直没有改变。

世间从不缺好的思想，制度，但缺抱有赤子之心一以贯之的人。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是可悲的，一个连英雄都不知崇拜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换句话说，什么是制度什么是文明？一个靠战争掠夺他国资源维持就是文明制度？一个讲小礼小节却无情屠戮他国就是文明？一个人前彬彬有礼身后殖民他国就是绅士？

梦的希望

古往今来，凡是讲了真话让他们幻想破灭的人，都会被他们群起攻之成为牺牲品，凡是能向他们提供美丽幻象的人，都很容易成为他们的主人，被他们膜拜。他们是不能活在真相里，而是需要活在希望里。《乌合之众》里说，谁掌握了影响大众想象力的艺术，就掌控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如果人人都能享受闲暇和生活保障，原来由于贫困而愚昧无知的绝大多数人就会学习文化，独立思考，迟早就会认识到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没有作用，他们就会把他们扫除掉。从长期来看，等级社会只有在贫困和无知的基础上才能存在。— from 《1984》

无论社会如何发展，都只是整体抬升，结构是大致不变的，放眼全球都是一群不良强者不择手段掠夺底层（教员之所以伟大，是他作为已站在世界最强者行列却从不愚弄弱者，从不欺凌弱者，而是像父亲、战士一样，教导者学生，关爱着子女，守护着人民）。

看清人类的本质，世界上成熟的人只有1%，99%的人都是不成熟的巨婴，不可能掌握真理。他们并不想要真相和价值，它们只是渴望被理解和被认同。

放宽一点，这个世界大约只有 5% 的人有愿望积累只是了解过去（还不一定能掌握真理），95%就是活着

教员的晚年可用一词悲壮来概括。若没有晚年的坚守，他可能和历史上的人物区别不大。前半生是历史，后半生是人民。前者顺势而为，后者逆天而行。历史上打着人民旗号的比比皆是，前期都还好，遇难时需要人民，后面顺历史之势及欲望膨胀，几乎都变了。教员从青年到离去，心中和行动都未曾改变，以他的智慧比任何人都明白历史顺势和人性，只是他心里装的都是几千年来被称为沙子的人民。

他看到了人民之光，知道自己走后很难能压住不良抬头，所以在余下的生命里拖着垂暮之躯，为人民发出最后一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冲锋。他完全不在乎后面可能来的诋毁，哪怕毁了自己，知道会失败，只是在为人民拖延时间，让人民有时间成长起来，人人如龙，成为他！超越他（只是已太老，队伍中也很多人不理解漏洞百出，无法成功）。离别前他心里只有担忧，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只有力不从心，以后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好在通过几代的交接和人民的不懈奋斗，中国现在已成为联合国的上三常，G2的一员，要为世界人民盖五件大瓦房，为世界走一条不同西方强盗的路。

网络上比较文艺的一段描述：他最后的冲锋，我们并不能现在定输赢，因为那是一个开始，就像四渡赤水的第一渡，在看似又陷入历史周期的循环时，整个内部结构作用力紧急大变向，发动前所未有的自下而上如巨浪般的攻势，从而寻找新的战略生机。就像四渡赤水最终跳出了重重包围一样，我们跟着他指引的方向终将跳出那个包围了我们多少代人的包围圈。-- 补记于教员逝世 50 周年的 2026.9.9

作者按：烹小鲜时代，跳出包围圈可能需要好些代人，或者小概率因机器人革命，生产力爆炸，冲击生产关系而加速整个进程。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祝大家都过好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

社与资的区别

社和资的不同在于一个群体对另个群体的态度，讨好精英阶层比替底层说话更容易，走社本就是一个更难走的路（套用《历史的教训》里说的共产主义更似一个战时经济，不消一代人的和平就会被人的本性所侵蚀，这也是教员说的门户私计）。

从经济层面看

资本主义的快代价是极端的贫富分化与经济周期风险，它像一台没有限速的超跑，能开出极致的快，也随时可能因为贫富分化或金融泡沫而车毁人亡。

社会主义在基本公平，全民识字率，医疗保障和人均寿命底线提升上，相较同等经济体表现更稳定。它像一辆沉重的装甲车，在泥泞和危机中抗打击能力强，但在平整的高速公路上，因为自重太大（官僚体制），根本跑不过跑车。

拿捏平衡社资融合

四十年来我们经济飞速增长，达成国富，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贫穷，富裕起来的只是沿海地区和少数的人群。经济的告诉增长掩盖或使得大家忘记了很多社会问题，我们那个体制的问题病的很重，分配不公和司法腐败，不满情绪实际也很多，一旦经济增速下来，这些被掩盖的问题都会回来。

如题。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强国路上，旧道德并未带上路。现在艺术就是在拿捏平衡，在2049 年完成更好的治理现代性，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沼泽中再拔回来一些（大洋彼岸是深陷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泥沼，在乎赚取时间的速度，其它它都不关心，财富集中，外部压力减少，内部撕裂），重新在分配上找到更平衡的前进之道，全球或许最终走向是社和资的融合结果。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实用性，都非常成功的解决了工业化问题。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会出现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体现在经济、财政，金融，要素（如土地）的扭曲，例如90%税收主要来自于劳动者劳动，而不是对资本利得课税，这点就很扭曲。中国进入新世纪的阶段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如何跨过是两个100年之间很有挑战的一个课题。

中庸现实最优解

教员是猛人（全方位的破旧立新+高度动员），然后就需要守成之君，也顺带开启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魅力型领袖向技术官僚型的集体领导的合理演变）。回到现实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首要矛盾就是生产力水平（更纯粹的内核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能促进生产力的东西很多，糟粕也不少）。

现代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经济规律，执政党管理现代国家，需要的则是“精细运作、维持秩序、促进发展”的专业经理人

在这件事上引入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挥了重大的功效。资本主义的贪婪和攀比心能牵动你的欲望，让你玩命干活（在不平等的社会里，人们会变得更在乎社会地位，变得喜欢跟别人比较，这场没有尽头的竞争，这就是资本主义）。

在一定的阶段，人们需要被激励，所以不可能让每个人都赚同样多的钱，因为那样就没人努力工作。资本主义是创造财富的最佳方式，中国有 8 亿人摆脱了贫困。

计划经济的问题

大家经常提到计划经济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随着发展久了，最先集中起来的是干不好事的官僚（草台班子）。苏联号称全知全能国家计划委员会实际上不懂需求和供给，输出的自然是无效的生产和原料指标。

信息失真

他们不懂，会要求基层上报数据，但农庄会瞒报损失，工厂会夸大困难索要更多资源，信息传到莫斯科早就变了味，有个笑话。苏联皮鞋产量世界第一，但老百姓还是没皮鞋穿。因为工厂为了完成指标，全造了44码的大鞋，因为尺码大，用料多。

决策滞后

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决策滞后，常做出的是上一代的图纸追赶下一代的市场的决策，这种问题使得苏联的家电业始终落后活在时差里，导航失效。计划经济里要把价格导航员绑起来，官员说了算。

创新无力

计划经济致命的短板，藏在（民生）『创新』这两个字里，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不创新，就会被淘汰。计划经济里只要完成指标就能活得滋润，谁还愿意费劲？伏尔加汽车几十年没改过，so what，计划指标里又没有用户体验这一项。

到了 80 年代，苏联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美国的 1/3，工厂里设备平均寿命比美国长一倍，生产效率只有对方50%。

恶性飞轮

恶性循环，越想靠计划控制经济，越需要庞大的官僚体系，可官僚越庞大，信息越失真，腐败越严重，大家都看到了关系才有用。

市场和计划的对比

无数个个体欲望汇聚成的市场自组织力量，在和平时期的财富创造与技术创新速度，远超计划经济模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切断了个人利益动机，体制不可避免走向官僚化与低效率，导致在和平时期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变慢。

客观评价计划

在国家需要建立工业体系或应对战争时，社会主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效率高得惊人，苏联5个5年计划的建设成果，从农业国跃升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工业强国，这个速度在当时远超大萧条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在建国初期也是依靠此体制迅速建立完整的国防和工业基础。

非战时模式的困局

当经济发展度过从无到有的阶段，需要科技创新，精细化消费的高阶局时，计划经济就失灵了，因为创新无法被官僚模拟计划出来。所以在冷战后期，苏联经济速度被美欧彻底甩开。

混血中国

中国看透了这个规律，在体制上玩了一次大胆的混血，开启自己的作弊局。

• 将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私有制、外资、竞争、利润驱动）作为经济增长的油门，引爆了民间的财富创造力。
• 同时保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威权与国家资本主义（土地国有、国有银行、大型国企）作为刹车和方向盘，使国家仍有极强资源调配能力去搞大基建和产业补贴。

这种“市场的灵活性+国家的组织力”的混血模式，既跳脱计划经济的僵化，又尝试规避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在过去40年创造了人类史最快的集体脱贫与财富积累速度。

靠对外开放启动的中国市场

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后封闭经济体往往要走漫长的积累阶段。因为生产端和需求端起初都穷，借贷太快会让资方都更快死火。财富车轮有一个慢启动过程（一点点的赚取利润，用利润一点点扩大规模，劳动者收入跟着缓慢增长，消费能力缓慢强起来）

从企业角度是看不到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统一性的，他看到的是消费者没钱消费，我手里现金也不足，借钱扩大了生产没人买不就砸手里欠一屁股债？所以企业不敢冒险去借债）

有没有办法加速这个过程？这就不得不提到外贸和房地产了，房地产本质是在鼓励借贷，外贸就是去赚外国人的钱，国内人没钱消费，但国外有啊，新兴市场有成本优势，抢市场。我们干有成本优势，但无资金无技术，那就开放让外资和技术进来。

在外部看来，投资新兴市场是血赚不亏的，汇率优势有升值预期，还有成本优势，投资中国企业要求汇报高利率，享受汇率和企业利润的双重收益。劳动者有钱了又拉动了内需，各行各业就借贷扩张，进入高发展飞轮。我们获得了外国市场，学到了技术，也快速完成了14亿人需求的货币化。给世界的补偿就是14亿人的巨大市场。

回看市场经济

现阶段，总体市场经济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代表了大部分人的利益，也有一部分人不公平。我们自己需要去调整它，从根本利益的角度，我们要去平衡和分配它，都是挑战和课题。

市场有马太效应，不当会制约生产力。资本主义不能失控，可以说是生产力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弱点。

从三个代表的角度来看:

• 「资本和市场」确实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方向
• 其不一定孕育先进文化，例如消费文化可能就是有毒的文化（度很难拿捏，为了资本主义的消费促进生产，这个火海必须得造）
• 是否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事讲起来复杂

是公有制效率高还是私有制效率高？要看什么地方私有制，该公有的一定要公有。

中庸之道的反义词二极管，在国家运用中庸之道不能当成不思进取，而是合适，或者说最优解。

国家资本主义的巅峰

资本主义也在学习演化，它允许国家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调整其最初的纯粹私有制属性。

• 如北欧式社会主义，特点是强化监管，提高税收，提供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其规模小且高度同质化的人口族群是一大基础，移民危机在蚕食这一基石），但本质仍是私人资本主义占据社会经济的主体。
• 苏联自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与北欧类似，但本质不同，政府全面接管并运营企业，这并未改变企业里雇主-雇员的结构，还是少数人说了算，如老板，经理等，管着一大帮打工的。前者占有后者的剩余价值，而不是反过来。这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权力布局，这种形态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雇佣关系），不论是私人还是政府来扮演雇主的角色。

中国特色制度创新

中国是一种新的实验形式，不同于苏联全包，北欧小政府大私营，而是55 开的混合经济模式，有一个权力极大的国家和执政党在上统领，是一种制度创新，创造的成就远超其他体制。就像封建时代的绝对君主制一样，是封建制度最辉煌的成就。

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探索出了贴合国情的独特资本主义形态，成功实现脱贫，过去的贫困落后，科技不兴，发展停滞给甩进太平洋里，过上新生活。

当今世界所有前沿技术，几乎都来自中美，欧洲一无所有。现在中美都在转折点上。中国特色混合资本主义既是资本主义最辉煌的巅峰，也将是其绝唱。

现代经济学的共识是，两者都在向中间靠拢。不再是纯粹的姓资还是姓社的快慢之争，而是看谁能把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两者平衡得更好。

如何理解我党

共产主义这个词某种程度影响了西方理解对手的思维方式，东大现在根本不是一个共产主义体制。在论及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时，有中国学者总结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分治（Divide and Conquer）的制度，而东大是一种具有凝聚力（unifying）的系统（system）。

理解现今的我党的最佳方式是把它看作一个精英统治阶层，50%的高层都来自清华，每年 1000w 人中选 3000，如果你能力不够，你就进不去。2000 年历史的应试文化为所有机构输送人才，现在的运作方式与历史上的本质相似。

虽东大现难称共产主义，但这不意味着共同富裕（西方名词是努力解决收入不平等）的努力全是空谈，花了远高于西方的给钱式治理的人力投入，脱贫攻坚是实实在在的成果。

回望四十年发展

中国把西方工业革命三百年的发展压缩在半个世纪，这个大成绩跟中国文化传统有关， 也跟成功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有关。中美两国虽都有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但美国似乎不愿意解决，更没能力解决的负债累累问题。美利坚发明一个债务控制法，让底层人来负债，制造现代社会中的债务奴隶。例如教育负债，学生贷款甚至都得还 30 年。

文化传统

1. 勤俭民风
2. 艰苦耐劳
3. 无种姓制度
4. 长久统一之传统

政府贡献

5. 扫除文盲
6. 高速基建
7. 安定的社会

再论公平

什么是公平，不是让每一个老百姓获得公平，而是有能力的人获得利益

人类过去的每一天都是很艰苦的，不是今天才这样，从族群历史经验看，唯一需保持的是不要失去努力前进的契机。现今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让人类过好日子，这是我们不要失去的努力的动力。

当人类在科技方面有突破进展，如强人工智能和可控核聚变，彻底解放人工，解决能源，能否进入每人发一栋别墅，配一套跑车，免费供应一切食物和日用品的场景？有可能！但此时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依然存在。以前你在小城市，小王在大城市，现在你在地球，他的征途变成了星辰大海，开上了曲率飞船；你开着尊贵的法拉利，准备回到你的别墅，但却被堵在大街上， 满大街的超跑。

结果公平vs机会公平

systematic barrier(比喻体制性的障碍)，很多时候是不平等的根源

机会公平强调竞争起点公平，不受出身、性别、地域等因素的歧视，好比赛跑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规则相同。结果公平旨在避免极端差距。机会公平是结果公平的基础，但仅靠机会公平无法消除结果的不平等。

一个健康的社会通常在两者间寻求平衡：以机会公平为核心激发活力，同时以结果公平为补充保障底线，通过制度设计兼顾效率和公平。

征税再平衡

富人确实在创造岗位，我们也需要创新者，但没有谁能单靠自己创造巨量财富，我们需要一个持续运作的社会基础设施，英雄的成功也只是创造了部分，所有人的成就都基于前几代人的努力还有纳税资助的研究，所以他们应该缴税，但不是全部上交。

向富人征税，是为了构建基础设施（机会、医疗保健），就像大学就是一个好投资，常返回超 10 倍的输出。相较而言，美国一切都在私有化，这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失控的表现。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是好的，但教育应该是免费的，至少对负担不起学费的阶级免费。

中国的领导层知道需要科技，所以在这里的大学学费很便宜，中国在这些年中的科技进步离不开理工科教育的大规模投入和供给。

回首朱总理那个世代

26年8月12日朱总理享年98岁，官方高调评价，微信朋友圈也不少人转发各类文章纪念。朱镕基认为，继任政府只是收获了他执政时的功绩，但本身没有什么新的建树，很多人也不吝啬赞扬他改革开辟的道路，其主政的十二年，几乎在当时中国经济的所有领域都推进了强力改革。。

大背景

在改开的历史上，陈云和小平的双头政治与经济路线之争，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决定中国命运的核心主线，一个主张“鸟笼经济"，一个主张”猫论“。陈云坚持计划为主，恐慌经济过热，强调经济发展需做到「财政、物资、信贷、外汇」四大平衡，提倡按比例发展，宁可慢一点，不能冒进。小平则具有强烈的历史紧迫感，只要能发展生产力，计划和市场都是工具，支持地方大胆闯、试。二者在中国经济大车上，长期一个踩刹车，一个踩油门，多次出现邓放权就过热通胀，陈收权就市场窒息的周期性震荡。

当时赵紫阳和李鹏是两位老人在台前的行动人

89年后，陈云支持的治理整顿派占据上风，计划经济回潮，经济陷入停滞。92年小平孤注一掷南方谈话，利用地方实力派和民意，对北京计划派进行了漂亮的政治逆袭。面对苏联的血淋淋教训，陈云选择了沉默，随后表态支持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

陈云用计划铁腕收拾了小平88年价格闯关的残局，但陈云留下的窒息、僵化的经济困局逼得小平92年不得不发表南方谈话进行终极反击。

两位老人角力留下的国企&金融双重火山，最终交给了兼具陈云行政铁血+小平市场胆识的朱镕基，来完成那场大解体与大重组。

不过也有人认为，中国能避开苏联式的崩溃，也得益于这套双头平衡：没有小平的政治魄力和对市场的放手，难冲破计划的铁幕，创造经济奇迹；但如没有陈云在财政、金融、党务上的精明算计与严格把关，这辆疯狂飙车的民意&资本大车，有可能在法治不健全的80年代，因数次恶性通胀和地方失控而提前车毁人亡。

海派务实如何脱颖胜出

上海班子在没有流一滴血的情况下，就把全中国最复杂的特大城市收拾得井井有条，展现了惊人的现代宏观治理智慧与政治忠诚。江市委书记和朱市长火线提拔入京主政。

作为中国最大工业城市、拥有数百万工人和海量学生的上海，无武力干预情况下平稳收场，如何做到？

传媒管控与账本化沟通

在89年局势尚未失控的4月份，上海本土立场倾向自由派的《世界经济导报》，试图触及政治敏感话题，江以雷厉风行的手段，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当时赵在政治局会议公开批评江，北上记者集体上街，但中央元老力挺江，向其传话送定心丸），强行对《导报》停刊整顿，并撤销了总编辑的职务。完成政治定调与舆论管制，遏制了体制内媒体与学运的合流。

朱市长频繁发表电视讲话，并亲自前往高校与学生代表面对面坐下来谈判。基于海派市民文化——务实、讲理、极度关心柴米油盐，反复向市民传达一个极度务实的账本：“上海是靠每天的工业产值养活的，如果交通断了、工厂停了，全上海人明天就没有菜吃、没有煤气烧。”这种**“诉诸市民理性与基本生存”**的沟通方式，极大地争取了上海庞大市民阶层（小市民）的同情与理解，成功将学生运动与普通市民的盲目狂热进行了情感隔离。

稳住工人的“钱袋子”

动用了所有的财政储备和计划调度能力，下死命令保证上海各大菜市场、副食品商店物资供应绝对充足，物价绝对稳定。同时，各大国企厂长、书记吃住在车间，挨个给工人做思想工作，确保工资、奖金按时足额发放。上海工人阶层在物质利益和体制安抚下，保持了高度的冷清与克制。数百万工人不上街，大局稳定。

动员工人而不是军警

组织了数万名各大工厂的**“上海工人纠察队”**（手缠白布条，不带任何武器）去清理路障、劝导学生。学生们面对的不是“国家专政机器”，而是“自己的父老乡亲和无辜受害的工人阶级”。学运失去了合法对抗的靶子，暴力冲突的火药桶被卸下了引信。上演了一手极高明的社会工程学外包。

不完全改革

改开历史进程是不完全改革（经济体制一马当先，政治与法制相对滞后）的历史时空的产物，过去是，现在仍是。双轨制与权力寻租到现在仍未解决好，改革开放为了减少阻力，采用了“不触动既得利益存量，只做大经济增量”的策略，早期的一种默许逻辑是：允许一部分官员或其家属利用政策红利先富起来，以此「赎买」旧官僚体制对改革的支持，减少体制内的阻力。

曾经更好的改革机会

87年十三大，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为商品经济安装“法治与舆论监督的刹车片”，88年人大内部已在积极讨论官员财产公开的立法雏形，并试图通过《新闻法》赋予媒体合法的舆论监督权。如果能按这个蓝图演进，后来90年代由于地方官员权力过大、缺乏监督而导致的国企资产流失、大面积贪腐，在制度上都能受到极大的制衡。

随着88年恶性通胀（价格闯关失败）以及89年的风波，这套政治改革方案被无限期搁置。历史的列车随后转弯，走向了“经济单兵突进、政治威权收紧”的跛脚鸭模式。中国在跨入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时，公权力身上没有带上任何有效的“法治安全带”和“舆论紧箍咒”。例如行政权力深度介入了市场，且能随意支配市场资源（土地审批、银行贷款流向、国企资产转让），权钱交易就成了效率最高的资源配置方式，典型的权力商品化达成交易闭环。

不得不改革

体制转轨的结构性矛盾与几位核心决策者的政策选择和政治考量，客观上合理推高了体制风险。

80年代中后期，主持经济工作的赵请示小平后激进推行价格闯关，引发88年全国性大抢购和通胀。大力推进财政大包干和企业承包制，虽短期内激活了基层，但缺乏配套的预算法和现代税收制度，导致财政大量流向个人和地方小金库，直接造成中央财政被掏空。

除了北京的决策者，真正的直接推手是各省市的地方诸侯。官员晋升机制（KPI）的扭曲：唯一指标就是GDP增长率和建多少工厂。疯狂建本地的汽车厂、烟草厂，强令本地银行贷款，甚至搞地方保护主义阻止外地商品进入，在当时是最符合他们政治利益和本地财政利益的“最优解”。他们并不是无能，而是太聪明了，聪明到利用体制漏洞把风险全部甩给了中央（银行坏账由国家背，中央破产由全国买单）。

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机制，本质上是把地方官员变成了“招商引资的CEO”。只要能搞好经济，违规审批、政商勾结往往被默许。官员有极大的动力去冒险和寻租。

整个官僚体制的运行逻辑发生了异化——所有人都在根据体制给出的错误激励，做出不一定对社会有利、却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最终导致整部国家机器失调。健康的体制中，官员的职责是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但在腐化的体制里，官员的唯一目标变成了满足上级的指标，体制缺乏外部（如媒体、独立司法、社会公众）的监督，集体构建一个相互掩盖的信息茧房。留在核心岗位上的，不少是精通人情世故、长于结党营私的庸才，体制在应对复杂风险的专业免疫力下降。

到了93年，烂摊子在悬崖边上游走（金融风险），不给朱时间和政治空间去施展87、88年政改方案，他选择用更强大的行政威权去压制地方割据，用最酷烈的市场化手段去切割社会包袱。

发展是硬道理与经济过热

南方谈话释放了被压抑的经济活力，小平当时高度强调能发展多快就发展多快，$低速=停步$。地方政府开始盲目投资疯狂圈地，一年内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暴增，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和全国恶性通胀。小平在80年代极力主张行政放权，支持地方财政大包干，打破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僵化，但低估了地方主义膨胀后对中央财政的蚕食，导致中央后来失去了宏观调控能力。89年后，保持社会稳定成了最高原则，为了不让工人失业引发动荡，只能要求银行源源不断发放贷款给国企续命，用金融风险对冲政治风险的策略，导致了银行坏账的飙升。银行的坏账率当时已经逼近40%，如果继续给这些僵尸企业输血两年，四大国有银行将彻底技术性破产。

税制改革

当时中国财税体制极其落后，各省上缴积极性低，1992年中央财政赤字1000亿元，甚至到了有机关没钱发工资的地步。朱镕基决定「分灶吃饭」，与地方政府按税种和比例进行分税制改革，「国税」与「地税」的分野产生。中央财力充足，财政投资也成为刺激经济不可小觑的力量

汇率改革

力排众议进行汇率改革，革除官方汇率与调集市场汇率的「双轨制」（两者相差超过30%），外汇黑市消亡，人民币大幅贬值，中国的外贸优势凸显，廉价的劳动力推动中国走上「世界工厂」的道路。

与此同时，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过进行艰难而漫长的谈判之后，中国终于纳入了世界贸易体系。

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思路

多米诺骨牌注定要倒，那就由中央选择让哪一块先倒，最后选保银行和财政，牺牲国企和工人。数十万国有企业如「一滩烂泥」，效率低下，亏损面不断扩大，负债连年增长，如何改革？

总体方针是「抓大放小」区别对待。朱镕基曾受到韩国模式的启发，认为韩国的金融与实业融合的大型财团，助力该国在短短几十年间成为首屈一指的工业国。中国应该按此模式，培养国有企业。然而，1997年金融危机来袭，中国人眼中的「好学生」韩国却在危机中倒闭不少。改革的路径只好再次转向，朱镕基认为国企应该接着退，在所有完全竞争领域，国企都应该退出，只在自然垄断型行业保留，比如电力、石油、军工、航空、保险、银行等。

国企改革的精细手段

按国家统计局的口径，1998-2002年间，国企下岗职工累计为2023万人，再加上1998年以前累积的下岗人员，国有企业下岗人员总量达到2715万人。按照部分研究机构估算，93~2004年，“下岗潮”人数占城镇劳动力的38%，超过1/5的家庭受到影响。改革力度空前，国企职工在短短几年减少了约 40%。许多下岗职工在技能、年龄上处于劣势，再就业困难。当时普遍的『买断工龄』补偿方式，而补偿金偏低和后续社保缴纳问题，让不少人生活陷入困境。到 2005 年底，国企职工集中下岗的冲击基本消除。

这么大规模的运动式下岗，是当时中国最危险的火药桶，当时的执政层，通过一套极精密的政治高压、经济分化、组织拆解与意识形态解构的组合拳，将工运火苗压制的很好。

1. 强力构筑金融与生存安全网（确保饿不死人）

   朱镕基虽手段铁血，也深知「饥寒交迫」的力量，强推下岗同时，中央财政调集天量资金，建立被称为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道防线』的现代社会保障雏形，这点基本脱胎于上海协议工安置模式（当时 100 多万人要下岗）：

   • 再就业服务中心托底：规定下岗工人必须进入企业建立的再就业中心，国家、企业、社会三方筹资，头三年按月发放基本生活费，并由国家代缴养老和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先保持3 年体制托管身份，避免了因“一夜被体制抛弃”而产生绝望和反社会情绪。举例当时上海开通了地铁、引进了轻轨、东方明珠等服务业大爆发。市委市政府下达硬命令，要求新成长的现代服务业必须优先吸纳协议工，诞生了来自纺织业的空嫂，东方明珠电梯导乘员；（4050 工程）城市协管员、保洁员、物业保安定向配对给 40 岁到 50 岁的协议工。大量工人就已经完成了从“产业工人”向“城市服务业人员”的转轨。
   • 低保制度：三年期满如果仍未就业，无缝对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 连环政策虽然金额极低，但确保了绝大多数下岗工人在失去铁饭碗后，不至于立刻面临断粮和完全看不起病的绝境，在物理上切断了爆发大规模暴动的基本动因

2. 切断跨区域联动

   大规模工运，核心条件是跨行业，跨区域的组织和联动能力。下岗由各个企业独立执行，利益受损的工人群体被切割，加之当时中国没有独立工会，工人群体没有合法的组织代表，且缺乏现代通讯工具，无法同步行动，抗议被成功围堵在『一厂一地』局部范围内。

   执政层对任何组织化反抗零容忍与铁腕镇压。经历 80 年代风波后，全党对工运或团结工会式苗头保持极度敏锐的警惕，坚决打击露头者，对于群体性事件，中央和地方政法系统原则极其明确：谈条件可以，给钱可以，但只要有人试图跨厂串联，组建独立工会，立刻打击抓捕。掐断任何火苗汇聚燎原的可能。

3. 精英化与年龄层的分化

   在执行下岗时，采取了非常精明的利益分化+精准抚平手段

   • 买断工龄的诱惑：一次性发放一两万买断费，让部分急需现金，或对工厂未来失去信心的工人主动选择离开，分化梗阻力量。
   • 保护核心精英：下岗时会保留技术骨干，主任及一定话语权的年轻劳模（抓大放小与结构优化）。大批被推向社会的，多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中年行政人员和低技能辅助工种。去精英化的清洗，使得抗议工人群体缺乏有智慧、有组织能力的领袖。

4. 意识形态解构与『羞耻』文化塑造

   国家机器通过庞大宣传工具，进行了一场极其成功的心理学重塑，将体制的失败转化为个人能力的不足：

   • 官方在央视等各大媒体滚动播放《从头再来》、《真心英雄》等歌曲，宣传下岗再就业明星。国家有困难，职工要体谅；今天下岗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等口号。
   • 将愤怒转化为内疚：塑造一种氛围 --下岗是因为你所在行业落后了，你没有市场竞争意识，误以为是自己的失败，让大家选择隐忍而不是抗辩曾经的权利。

“利改税与股权职工化”（内部改良法）可行吗

结论：乌托邦式的臆想

在缺乏独立工会、法治不健全、权力不受监督的环境下，把资产以“股权”的形式分给底层工人，工人根本没有能力保护它。它不仅无法实现“职工当家作主”的温和改良方案，反而会成为权贵和管理层最方便、成本最低的掠夺工具。镕基在1998年强推“抓大放小”改制时，由于许多企业难以为继，原本散落在几千名工人手里的零碎股权，成为了厂长、经理们眼中的肥肉。管理层强制收购（MBO）：当时的普遍做法是，企业高管（厂长、书记）通过各种手段强行收购普通工人的股份。

历史的冷酷回响

是群体无能还是历史的学费？更准确的说法是集体缺乏现代宏观经济治理的经验。例如对商品经济规律缺乏经验，推行价格闯关；例如只改了放权让利，却没有建立破产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除了让银行借钱吊着国企的命，没人拿出办法。计划经济被拆掉了，但新的刹车系统（现代金融财政制度，保障体系）还没装上，列车一路狂飙到悬崖边缘，朱用惨烈的急刹车和大拆解，重新组装了这辆列车。

数千万国企工人，以一种近乎『默默退场』的牺牲，成全了朱总理时代的体制突围，他们分散成了城市里小商小贩，司机和低保户，用血肉之躯为中国跨入 WTO，承接全球地端制造业红利，站好来自己的燃料岗。

这段历史记忆在官方的宏大叙事里常被一笔带过，但时代一粒沙，在很多家庭头上是一座山，并没有那么容易被遗忘。

在当时的时局下，朱总理抛出下岗政策的中央考卷，地方各凭本事答题。南方诸侯利用市场水位，把这场残酷改革化解为产业升级的推力；而东北由于体制沉疴和地方治理手段僵化，直接把改革变成一场对工人群体的行政洗劫，南北发展的鸿沟，改变了当年千万家庭命运，也改写了过去二十年区域经济版图，直至今日。

• 沿海地区，不少人纷纷「下海」，出现「先富起来」的人；
• 还有一批人在中小国企退出的过程中，利用不明晰的产权规则，攫取资源，成为「暴富起来」的人，他们身上也背负着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原罪」

他打造的突围体制，一脚将油门踩到底，把旧刹车拆掉，但没把新刹车装上（现代法治保障和权力监督），蒙头狂奔，塑造了二十年来的腐化与土地资产泡沫，经济领域的狂飙突进成果斐然，贫富分化与精神文明滑坡正是现行体制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双向投射」。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