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不开的“过剩”

小时候大家都听过资本主义倒牛奶的故事，辅以画外音：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一些简单的教条让中小学生们死记硬背着。

但是其中的概要总结现在回头来看，也是切中要害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发作。在中国特色主义的高歌猛进下，产能过剩，也不能免俗。

举个栗子

让我们从一个比喻开始，你希望有五个老婆，这要需要，但你只养得起一个，这叫“有效需求”。同理，老王想要苹果全家桶，BBA各来一辆，两个超模保姆，大平层，天天米其林…但是上边说的这些老王都买不起，只能买得起红米手机，那他的需求就只有红米手机。在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里，如果买不起，那你就不是人。（卖不出去，东西过剩了）

产能也是一样的，如果大家都买不起，或者不需要这些玩意，那就是过剩。奇怪，有钱能生产出来，咋个就卖不出去呢？

让我们以一个极简化模型来讨论。假设地球是一个村，里面有资本家黄四郎和一堆村民。黄四郎有个厂子，雇佣村民生产自行车，杯子和房子等必需品，将来卖给村民。如果这些商品值100万，这时候就有个分配问题，如果黄四郎拿20万，给员工分80万，这合理吧（这也就是占有剩余价值）。合理是合理，但问题来了：员工们的80万无论如何也买不完黄四郎的100万产品（地球村简化模型说的就是等价交换，不提微观的垄断差价，360行你赚我赔，100w的蛋糕也是工人切分的基础），而黄四郎也不可能把自己的20万都花掉，富人在消费品领域消费比例一直不高，看着他花钱猛，不过消费占收入比例远小于穷人。换句话说，最后20万产品死活卖不出去，所以说，只要商人逐利，一部分收益不消费，就有一部分对应物资卖不出去，这玩意就是过剩。能不能给工人们发110w工资下去，那资本家赚啥？（能有110w那也是工人透支举债投资消费，后面会提到）

社会化大生产的牛皮癣

从英国引爆了工业革命那一刻，这个问题就如影随形，也就是消费这么重要的原因，但当时英国工人工资非常低，无论如何也消费不了那么多的物资，富人又不可能把赚到的钱都花了，多余的工业品卖不出去就成了个大问题，怎么办，只能卖到海外去（外循环），拼了命在全世界找市场，打大清，打印度。只要资源足够，英国人工业品生产潜能是无限的，麻烦的问题就是卖不出去。打下印度后，英国一下子牛逼的不得了，因为印度既是英国原料产地，又是工业品倾销地，一牛两用。等印度不跟着英国混，英国也就现了原形，变成小岛国去了。

当所有产能过剩，东西卖不出去，厂子倒闭，工人更没钱，更没法消费，然后就全球经济危机了。美国人想出来给普通百姓贷款，借钱消费，危机被延缓了，但也会出现借力过猛，还不上的问题，也就是大家也熟知的金融危机。

只有外部市场，产能依旧迟早过剩；如果完全内循环，在市场经济的远处也只能是死路一条。外部市场不能没，但我国长期太过依赖外部，今后也要提升内部市场地位，所以提双循环，而且提的是内循环为主，oh my god。

啥是内循环

外循环典型及弊端

直接解释没啥意思，先讲一个不是内循环的，二战前的德国。德国在一战中伤了元气，欠了一屁股债，日子没法过，尽管工厂还在，但政府没一毛钱，也没钱买原料，不能开工，工人没工资，市场无法循环，整个国家越来越挫。好在美国人来了，给了德国大笔贷款，让德国人去买了原料重新开工，然后生产出来的东西一部分德国人用，剩下的大部分卖到了美国，这种情况下，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压低要素成本，一般来说劳动者没钱），生产的东西主要卖到海外。随后1929经济危机爆发（经济危机也因美国无法继续高效挖掘外部市场，见下段），德国出事了。因为美国那边大规模破产，美国人没钱买德国东西，德国工厂也没法开工，工人失业，绝望下，把希特勒推上总理位置。

希特勒当时想出来一个策略就是扩大军工，国家发行国债，筹钱投资给军队，让军队去向企业订货，空闲产能就被调动起来，扩军不稀奇，但问题钱从哪来，希特勒有办法，不是已经扩军嘛，枪在手，随后的事大家都知道，打劫捷克，波兰，然后法国，最后苏联。德国这个典型的外循环国家，一旦海外出事，东西卖不出去，就是大规模失业潮，一点办法都没，只能转向军工，武装后战争机器就去海外打劫，这样形成一个新的外循环。

内循环-漂亮国

接着说接近内循环的例子，美国。美国很早就意识到，想可持续发展，关键是搞一个庞大的内部市场，生产出来的东西自己尽量消化（福特就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一度指望自己的员工将来买自己的汽车）。

理想骨感，在实操阶段，就是大萧条爆发前，资本家血腥无比，往死里压榨工人工资。当时美国资本家养的打手比美国军队还多，动不动就对要求涨工资的工人们来一波血腥屠杀，当时的美国政府其实就是资本家的马仔，在边上看热闹，偶尔还帮着资本家镇压工人。

当时工人整体工资上不去，自然也买不完本国生产的物资。当时全世界都指望把自己的商品卖到别的国家去或殖民地去。当时美国就热衷将物资卖给中国，中国的地主们有点积蓄，很欢乐地购买西洋玩意。这些工业品从长三角进入中国，入关就得交税，所以控制了长三角税收的蒋委员长就是各军阀里最强大的一个。民国电视剧里的绿台灯，就是美国生产的，那时权贵基本一屋子都是美国货。这个背景下，美国也有外循环，也要把东西卖海外去，等到全世界所有市场全部挖掘干净了，资本主义天量的工业品就没地方卖了，又出现严重的过剩，再加上股市崩溃，引发了1929大萧条。德国在这次危机中转向军工来吸收产能，那美国怎么办呢？

罗斯福新政

美国和德国思路有些像，又不完全像。罗斯福搞以工代赈，也就是政府借钱搞基建，吸收产能和就业，有点像我国现有的模式。但这不是罗斯福政策的全部，他牛逼在他超前地意识到，整个社会想稳定运行，必须得搞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来。通过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保障，把社会从之前的金字塔变成橄榄球造型。这样就可以通过自我革命，避免被苏联演变。那个时代苏联那套才是普世价值，处于进攻位置，欧美处于防守状态。

在搞基建过程中，罗斯福大刀阔斧拆分自由主义时代的工业和金融巨头，对大企业开始征税，搞转移支付，向工人阶级提供保障，提高工资。当时工人和资本家冲突严重，罗斯福一改以前政府保护资本家的习惯，果断站在工人一边。比如1932年福特汽车工人罢工，州警察照例来驱赶，但联邦政府军队赶来支持罢工群众，州警察和联邦军队持枪对峙。为了跟资本家对抗，顺便打击黑社会（美国当时资本家大部分跟黑社会不明不白），罗斯福充分向FBI授权，继而FBI雄起。

1929经济危机爆发时，美国两级分化最严重，0.1%的人拿走全社会25%的财富，90%的人分16%，老百姓没钱消费。从罗斯福开始，美国搞了一堆法案，致力于降低贫富差距，通过国家来调整收入结构，从那后，富人财富占比一路走低，美国慢慢涌现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政府强制搞养老金，避免老无所依，让大家放心消费。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里根上台，美国重新大规模搞自由化，社会越来越分化，到了2008年产生了大危机。

效率至上？

众所周知，国家介入肯定会影响效率，不过政治家理解问题更加全面一些，因为社会追求的不仅仅是效率，从理论上讲，达尔文式的物竞天择效率最高。如果都不去照顾老人，让每个弱者都自发淘汰，效率会更上一层楼，但那样社会很快就会陷入崩溃，也就别谈效率了。

而事实上，欧洲的福利制度也起源于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俾斯麦德国。俾斯麦搞这玩意的初衷就是稳定社会，防止德国社会在一波革命中灰飞烟灭。

技术平民化-市场经济的功效

单纯的分配并不能解决问题，还要把蛋糕持续做大。在这方面，美国其实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国转民”。啥意思呢，进入20世纪后，就明显出现一个问题：技术越来越复杂，难度越来越高，如果私人部门搞研发，就算急死也搞不出多少来。比如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几项关键研究：原子能，计算机，互联网和基因工程，都是以国家的力量，集合各种资源搞出来，并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伟力。

市场经济真正的能力在于把这些技术变得既廉价，又亲民，让大家都用上，最后国家通过税收回收了投入，企业通过雇佣高收入员工拉高了社会就业率和工人收入，社会效率也得到大幅提高。

苏联其实当时在技术研发上也很厉害，但最大的问题是没法对新技术进行廉价化，导致技术研发过程巨贵无比，研发出来后生产了几个样品就没下文了。这种只投入无产出的单向路径，想都不用想最终会让财政不堪重负，苏联正是财政崩溃后，苏联上层决定不过了，然后解体了。

全球化-空心化

美国通过一系列的操作，成功让美国从巨大的工业国，拥有了一个巨大的内需市场，实现了真正的内外两循环。只不过到了新千年之后，问题发生了大变化，大量的美国公司变成了跨国公司，搬到了海外，尤其是东亚，东亚本来是个内卷大坑，就是人多勤奋不怕苦。如果竞争有限资源互相往死里坑，但是如果去跟海外竞争基本无人能敌，很快东亚就成了“工业巨坑”，美国也逐步空心化。

种花家的艰难转型

把内循环搞起来，本身是个系统化工程，超复杂，且不是短期能搞定的，很可能要到20年后才能明白现在这个政策的意义，正如现在的房地产政策始于朱总时代，当时的人没啥感觉一样，再过很多年，突然才发现原来在2020年政策已经变了。

过去三十年，中国向美国出口通缩（生产大量商品却没有足够消费力，一直在积累通缩压力），美国向中国出口通胀（印大量钱但没有对应商品），两者均保持微通胀的良好状态。可现在二者终来到了贸易失衡的阶段，且双方无法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太平洋两端，一个高血压，一个低血糖，隔空相视。

中国要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过去的老路肯定无法持续，因为就算卷死欧美，那么需求也跟着死了，必须让自己的国民富裕起来，内循环转起来，让国内需求拉动经济，进而扩张拉动全球经济。

搞内需，这事复杂在哪？

提工资

如果单纯提高工资，确实会增加消费，但会损害我国产品海外竞争力。这点上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转移到经济水平更低的国家为好，消化产能带动后发国家的同时，做高海外收益。内部靠再次/三次分配，搞服务业相互挣钱。

GNP在GDP之外，又再加上了当年国外生产的红利，利息总值，包含到国民在国外的投资和生产（但是是减去外国投资者在本国的投资收益和短期劳务报酬，这样一减也就没多少了，因为经济、资本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很难做到“只对外投资，而不接受他国投资”）。全球的大国，GNP和GDP的差异大多都在3%以内，日本也一样。你海外开厂投资赚别人的钱，别人也通过资本渗入分享你本国创造的收益，都绑定在一起了。

企业减税

如果给企业减税，企业订单没增加，突然账上多了一笔钱，它会给员工涨工资吗？

可能会吧，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企业第一反应基本是去买套房屯着，反而推高了房地产价格。美国那边减税后会去回购股票，来推高股价。

给中产减税呢？

中产又分好几等，年收入60万以上也是中产，5-10万也是中产（美国那边定义滴滴司机就算中产），你给他们减了税，各个阶层反应差别很大。

年入100w者

年入100w等家庭退税10w，这一家人会把多出来的钱去超市买水果，买衣服增加消费吗？可能吧，不过大概率是去海外购买奢侈品，或者直接去海外旅游，钱也花国外去，又成外循环了。

年入30w者

给月入30w家庭退税，或者补助，他们啥反应？会去三亚旅游？买鞋？给孩子买个玩具？有可能，不过更大可能是攒着准备下一套房了，毕竟旅游和买玩具他们本来就支付得起，不原因支付是因为在攒钱买房，买了一套还想买。

低收入减税？他就没交税

如果你给低收入阶层减税，会惊喜的发现他们并没有交税，减啥减？直接发钱？这个倒是也可以，而且他们倒也很愿意消费，这个操作我国已经在做了，“脱贫攻坚”就是向下转移。促进社会保障体系，我国也做了很多年了。

技术拉动经济-创造高薪岗位

中美当初相比，缺了点什么呢？政府看出来了，正是技术的转换。国家投资技术研发，然后转化给私企来廉价化和市场化，最后涌现出一堆公司来。这一点上我国已有成功经验，如移动互联网，就是典型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且成熟的内循环的案例。

政府投了无数的钱，把中国移动互联网体系搭了起来，然后涌现一堆互联网公司，塑造了中国现在的新面貌，大量的高薪岗位，还拉动了其他岗位，如二三线的快递和电商从业者。

大家要有个常识，一般说的“中产阶级”，是介于穷人和有钱人之间的那伙人，所以美国开滴滴，修下水道的，都是中产。换算到中国，大概年入5w到100w之间的这群人。3个年入10万的，肯定比一个年入30w的对经济效果好。6个年入5w的，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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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扩大中产阶级规模，说的是5w这个阶层的，不是30w的阶层。

• 大部分挂在网上的人与这个关系都不大，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自己钱不够的，但是在中国，政府关心的是低收入阶层。当你年收入超过5w，你就是成熟的社会人了，不能指望政府帮你做点啥了。

• 如果你年收入超过10万，妥妥的社会中坚，得承担起义务来，得想想你能给国家做点啥了。

• 年收入超过三十万或者一百万的知乎群众，政府根本没工夫理他们。政府唯一在意的，就是想想搞点高端玩意，让他们想花钱的时候，尽量在国内花。

移动互联网在这方面做的最好，生动地向大家展示了什么叫“技术拉动经济”，创造了几千万个相关岗位，广度很大。一个本来在大城市上班的抖音博主，有几十万粉丝，无意向大家推荐了他家乡的手工竹器，现在他们村竹器卖得特别好，以前村里每家年收入不到1w，现在已经3，4万了，后续会更好，技术创新的触手已经伸到了乡村。

内循环的直观影响

所谓内循环：

• 短期靠转移（财政向基层转移财富，提升基层消费能力，改善民生，消耗我国工业品，正是扶贫攻坚的意义）
• 长期靠科技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关键还是要靠技术的突破，搞几个新的爆发点出来，像移动互联网一样，催生一大堆新公司，更多数量的高收入阶层和更大规模的中产，这才是决定性的操作。

房价

房价问题，隐隐我国要搞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政府给大家提供一堆长得差不多的廉价房，你愿意就去那里住。廉价房旁就是商品房，嗷嗷贵，比北上深都贵，新加坡有钱人就在那里边住着。我国关系民生的那部分房价会慢慢平复下来，但是还有一部分房产价格贵到让人怀疑人生，例如一二线核心区，彻底金融化。不然有钱人的钱去哪？全世界有个共同点，就是一有钱就搞豪宅，而且如果没有高端房产，他们就跑去国外置产了，这对我国来说，也是一种财富外流。

一线豪华盘贵到大家怀疑人生，超级都市圈会越来越大，这些地方的房子没空闲出来一说；其它地方会空心化，没什么投资价值

进口替代

今后进口替代会进一步加剧，就是说一些豪华大品牌，要慢慢国产化，中国工业品尽管发达且门类齐全，但有钱人消费的高端玩意还是依赖进口，政府可能会像扶持京东方一样扶持这类产业，让大家都能廉价用上高端玩意。

旁边的杂音

这段时间，常有越南出口和订单如何如何猛的消息，抢了中国的生意云云。但越南和中国根本不在一个竞争咖位上，传播之流也就是些鼠目之辈或别有用心。

越南

越南取代中国就像马来取代德国一样搞笑，在中国看来，它就是个省级国家。越南自己设定的小目标是泰国（泰国是东南亚的头部国家，有制造业，旅游业，环境也不错），下定决心10年内超过泰国，争取50年内达到中国台湾的水平。我们跟越南的关系有点像10几年前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处在不同的生态位。

越南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力便宜，普通工人月薪1千左右，有些国内企业外派员工过去，各种补助算下来一个月2-3w，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像极了20多年前老外在中国的感觉。但越南很难培养出自己巨大的国内市场，产业升级是个大麻烦，他们自己也懂，没那么多谈判筹码。且其国家小（国土狭长面积小，山多平地少，人口集中在南北两个山脚），基础设施差，居民教育水平也不行（殖民地肯定不推行教育，一直打仗也影响，直到70年代后才慢慢开始），干不了复杂的事情。要从最底层的组装也慢慢去爬科技树。

越南转型较快，但还有一个问题是党政军三家不分，有军队经商的问题（硬实力最强），改革开放裁军一半60w人转业到地方，造成军队影响力不减反增。越南军队影响力可与泰国和缅甸相媲美（军政府尾大不掉），要是在改革中遇到问题，军队利益受损，暴走没准也是一瞬间的事情。

人才教育

越南很难培养自己巨大的国内市场，21年人口9850w，产业升级会是个大麻烦。人力资源水平更多取决于知识水平，所以非洲的人力资源要差些意思。印度教育水平不差，差的是普及程度，基层差的一塌糊涂，所以印度相当于一个2,3亿人的国家。

美国从越南撤军时也带走了精英人群，meta小扎的老婆就是越南华裔，当时随美军撤走的，虽然逃难什么都丢了才去美国时很惨。

越南的人才外逃一直没停止过（动乱使中产阶级全面出逃，且有清洗历史），国家人才失血，有点家产和能力的人都想跑路，美国有200w越南裔，都是一点点跑来的。

越南的高等教育是个大问题，文科生比理科生多得多，因为没有足够的岗位提供理科生，还有部分是理科生培育成本相对更高，东南亚国家都有这种味道。

中国产业转移

中国中低端制造业专业出去已是必然，不少工厂已经招不到人，追着这些刚从坑里爬出来的国家跑也是必然。只要这些国家的人稍微有些选择，没人会选择在流水线旁站8个小时当人肉机械臂的工作。流水线没换机械臂只是因为这世界上还有人比机械臂还便宜。华人一些不准备干的厂，发现到了越南还有得赚，于是就搬过去了。且越南应该是这个星球上最接近于我们的国家，而中越实际没什么竞争关系，没必要敌视越南。

总结

**正所谓：穷人国家补，富人国内花，科技要突破，进口要替代。**只是过程快不了，只能是慢慢来，且政府只是个导向，通过税收来激励，真正去操作，还得依赖一波波强人们去操作，一般十年一个周期，2010年中国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不出意外，2030又是一番天地。

发达国家都得有个强大的内部市场来消化产能，之前出口导向有太多的收益者，如果想改变这种导向，平常没法基本操作，只能在危机时期才能操作，类似美国南北战争后遭到封锁，才被迫发展太平洋航线和国内市场，大萧条爆发后才被迫调整贫富差距，每次经历巨大的危机，大家才会思考怎么避免这类问题，平时谁顾得上啊，就算你提出来也会被笑话成杞人忧天。

危机绝对是转机，肯定是之前的老路走不下去才危机嘛，这时候被迫跳出舒适区，去做那些艰难的事，解决复杂的问题，才是进步之源。

共同富裕的外部启示

在贸易顺差追赶美丽国的过程中，德日都遭受了打击，都要求签署了广场协议，都经济遭受重创，但德日两家受影响不同，给我们在共同富裕上的启示很大。

广场协议

日本战后发展很快，一方面美国大哥开放了西方市场给他们（生产东西卖给西方），解决了需求端的问题，另一方面西方也转让了一部分资金和技术给日本，让他快点起来围堵苏联和中国，就解决了供给端的问题，天时地利人和，都凑齐了。日本从战后到73年，每年8%以上的增速，74年放缓一年后，第二轮增长持续到90年前后，同时期德国情况差不多，也是飞速发展。美国本来准备修理他俩来着，但随着冷战铁幕落下，正好落在他俩家门口，美丽国只好扶他俩起来干苏联。

在增长下，日本和我国情况一样，对外贸易上占了美国人便宜，贸易顺差，德国一样，美国人一度不准德国人去美国卖车。美国越来越暴躁，三十年间纺织大战，钢铁贸易大战，彩电摩擦，汽车贸易摩擦，不过也是因为你牛逼才摩擦你。

80年代日本事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是美国145%，GDP占世界15%，超过德法两家综合。德国也成了欧洲领头羊，法国也通过举国之力搞定了一堆重要的技术突破，他俩开始威胁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忍无可忍，准备收拾下德日，就有了广场协议，但说被广场协议直接干趴，太过简化了。美丽国指责两国操纵汇率（跟说中国一样），不过这事没冤枉日本，日本老百姓买美国东西巨贵，基本不买美国东西，美国人买日本人东西巨便宜，疯狂消费日本产品，上调两国汇率，这样德日货就会很贵，美国货也不那么完全没竞争力。

美国搞日本是个长期的事，广场协议只是其中一部分，真实情况是1971年就开始搞，一直搞到1987年，并不是一个协议那么简化。71年西方十国财长就搞了个《史密斯协定》，要求日元升值，小打小闹不断，85年美英德法日财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签订了《广场协定》，87年还有《卢浮宫协议》，核心就是一件事，让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迫于压力且日本政府希望日元国际化，日元出现大幅升值，日本生产的汽车和彩电变贵，86年日本出口增速从3.9%暴跌到-16.8%，以往卖到海外的东西卖不出去了，德国也差不多，出口暴跌，随后几年GDP增速也遭到腰斩。

他俩可都是工业国，也是生产国，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积压在仓库，但是贷款利息就能把大部分企业干倒闭，怎么办，德日都慌了。

协议的副作用-产业转移

德日都使劲压低制造成本，德国办法是把一部分制造业搬到东德和东欧国家，那些国家老百姓工资低，成本低。日本也一样，为了提升竞争力降成本，很多工厂就转移到中国沿海去了，当时中国急需外汇，这部分工业转移帮里不少忙。在这以前，中国换外汇主要通过卖石油和煤炭给日本，那时中国属于资源国，随后升级到低端制造业，近几年又在向高端制造业发展。

不过日本大部分转到东南亚，就说亚洲四小虎，但98年金融危机后，四小虎遭到欧美资本屠杀，资本家发现东南亚国家政府太弱，中国正好加入WTO，低端产能于是都来了中国。历史上是中国吸走了东南亚的制造业，现在中国也在向外转移不太赚钱的产能。

分岔路口

我国当前也面临日德当初的问题。出口不产业升级势必长期走弱，原材料价格狂涨，原材料主要在澳洲等手里，资源公司背后都是美日资本控股，资源涨价，看着我国出口发展很好，大头其实被原材料赚了，也就是欧美赚了，我们制造业现在利润非常薄。

投资回报率面临一个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好理解，早起投资基建是雪中送炭，现在成了锦上添花，如早期投建京沪高铁，流量大收益高，现在主干道修的差不多了，比较偏大线路流量根本撑不住高铁这样的大投资，投资回报率非常低。

绕来绕去只剩扩大内需一条路了，扩大内需又两条路

• 一是通过货币政策来放大，贷款消费日本路线，结果是资产泡沫达到离谱，最后大家借不到钱整体崩了。08年的次贷也是一个道理。

我国这两年坚定去杠杆，这事的本质和沃尔克和三重野康的做法目标是一致的，都是降负债投机降泡沫，只是疯狂原始人激进了些。

• 另一个办法就是德国办法，国家主动转移，降低贫富差距，让基层老百姓有钱消费，拉动内需，有消费了才能继续生产，逻辑听起来很奇怪，不过搞市场经济就这样，消费在前，生产在后。我国一线城市收入水平直逼发达国家，但还有很多地方仍属于欠发达地区，这也像西德东德的关系。本来德国主要深耕欧洲，被美国搞了之后，更加深耕欧洲，跟我们现在大力发展跟东南亚的贸易也很相似。

德国那套逻辑还有个好处，避免房价股价什么暴涨，这类东西一暴涨，大家就会借钱去炒作，本该消费的钱就花到这类资产上了，非常容易出事。但这几年东欧老年化严重，德国对东欧的投资收益率也上不去，开始投机本国房地产，叠加美元放水，德国的房价也是一直在攀高。

我国不断出台政策，压房价，提共同富裕，完善财税系统，明显是在走德国的路线且回避日本当初的坑。且跟德国相比，我们的纵深优势比他们大得多，空间更大，尤其要利用起来。

日本对策

在早期的美日产业争端中，美国没搞透日本这种官僚+财阀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其内部跟铁桶一样，外力难以插进去，到了80年后，美国以各种方式开始切割这种联系。第一，不准日本再集中所有资源去大规模推行各种产业政策，第二，开始大力扶持韩国，将日本订单份额转移给韩，造成竞争，阻碍进步。第三要求日本开放各种管道，使财阀可以从其它地方获取资金，摆脱对本土资金的依赖，同时让美国资本去购买这些财阀的股票，形成利益捆绑关系（这一点最重要）。

日本能崛起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财阀能利用官僚提供的无限资金进行赶超式发展，哪怕赶超的方向没什么利润，甚至亏损也义无反顾，毕竟资金上依赖它，当然指哪打哪。

日本的起家就是一个出口的过程，但切断外部需求时，只能通过拉通它自身的需求来填补空缺，可长期的出口早就让其内部养成了一个高储蓄但无需求（压低要素成本没多少收入）的环境。美日的第二次产业争端，决定的是全球创新型国家的位置，需要的是海量资金试错成本，美国可以依靠美元虹吸全球，可日本并没有达到那种程度。

高储蓄率除去文化因素和保障政策，与特定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方式也密切相关，人口红利丰裕，投资回报率较高，必然诱导出以要素累积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高投资回报率又会引发储蓄的动机。

当要素累积推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高储蓄率可能通过挤压消费，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家庭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也有类比之处，没有储蓄结余的家庭也是没法增长型发展和阶层跃升的，做复杂的事情需要延迟满足，这部分延迟的消费（储蓄）也是投资/杠杆基石的一种。

当消费市场需求不足，就只能通过拉动房股来人为制造需求，完成一个市场循环。这种方式并没能形成金融和商品的对接，按当时炒资本的疯狂劲头，很难说到底有多少资本愿意去一些特定的方向去拼搏一些未知的未来（而且即使成功了，在走出去时也有可能被老美围追堵截），结果嘛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日本的第二次转型自然失败了。

让本国老百姓消费掉过剩产能，可老百姓钱就那么多，要消耗，就得多花钱。怎么让他们多花钱呢，政府想来想去，最后出了个主意，降息降准央行放水（鼓励通过信用创造债务，试错/消费需要资本供给；我没法虹吸，就吸自己老百姓的储蓄吧）。

降息这事理解起来既容易又复杂，直观的感受就是你去银行贷款利息更少了，就可以贷更多的钱消费。而利息影响投资标的，比如你本来有几百万想去投资开饭店，算了下收益率只有4%，如果利息5%，你可能就不干了，毕竟躺着比投资都赚钱，那还折腾啥。如果现在降息到1%，存钱就不划算了，不如去投资，工作岗位就创造出来了，老百姓就加工资了。

降息降准的成果

降息后，市场确实充满了热钱，日本的钱，美国的钱都涌入日本投资，效果怎样呢，非常不怎么样。银行是最嫌贫爱富的，它贷款给你，都是要抵押的，你有上千万的房子，它随随便便贷款给你几百万，你没钱想贷点，轰你出门。相当于富人们手里一下子多了一堆钱，他们会去买电视冰箱洗衣机吗，谁家会花几百万去买这些东西。

大家要知道一个情况，大钱和小钱的花法完全不是一回事，普通老百姓家里多了几千块，可能就会去改善生活，买点电器，主要是消费。但是如果你账上多恶劣上千万的银行贷款，吃喝是花不掉的，只能去投资，如果投资建厂还好，但是当时日本是产能过剩，厂子已经太多了，所以基本都投资到房地产和股市里了。

日本富人疯狂去买房和股票这样的资产，随后资产价格上涨，中产阶级一看房价和股市都在起飞，赶紧把房子抵押了也去买，从银行贷出来更多的钱，房价股价进一步被推高，左脚踩右脚就飞起来了，国内一片欣欣向荣，看着和我国挺眼熟的。

但日本政府慌的要死，因为他们知道，降息的目的不是为了拉房价，而是为了给企业消化过剩产能，现在产能没消化，企业都跑去贷款炒房炒股，日子怎么办？

日本央行自89年起开始温和提高利率，降低货币供应，89年底三重野康出任日央行行长，这位中国东北长大的经济奇才极其讨厌投机，当时日本主流经济学家觉得投机是市场行为，市场是不会错的，所以他们送讨厌投机的三重野康一个“疯狂原始人”称号，认为他是中了计划经济的毒。为啥说他疯狂呢，因为他作风极端雷厉风行，甚至有点不顾后果。他上台后五次提高利息，在90年8月，利息由超低的2.5%飙升到6%，且银行不放水了，股市房市切断了货币供应，涨不动了，没人接盘了。随后就爆发股灾，三年跌掉一半多，楼市也没逃掉，晚于股市半年后开始动摇，随后激烈下跌，三年也跌掉了46%，上万亿日元资产化为乌有。

三重野康之前，美联储主席沃尔克（79-87年间），也是一个强人，曾经大幅提高利率，把美国经济直接搞出三年萧条，不过一般认为沃尔克是一个伟大的美联储主席（半瓢水的鼓吹），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三重野康明显要做下一个沃尔克。

79年彼时美国接连遭遇两次石油危机冲击，全国陷入滞胀危机，美元与金融体系摇摇欲坠，为抑制通胀水平，沃尔克提高联邦基准利率，紧缩政策初时效果不彰，不仅美元继续贬值，失业率也一度突破9.5%。紧缩政策虽导致卡特连任失败，但里根依然信任沃尔克，最终在82年迎来转机，通胀水平开始回落，股市摆脱近十年低迷，拉开一场史诗级牛市，持续到90年代（说白了靠里根大搞自由化，竞争不过日德，画了一个新大饼，市场经济活力军转民，确实引领了新经济，美元回流续了命。沃尔克只是在避免大而不能倒和削减投机扎实搞研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作用完全没里根大）

92年后，日本房价一直降，又降了50%，现在是在老龄化夹击下，恢复不上去了。

插播一条近代韩国

韩国是伴随着打压日本崛起的，一度也是日本的好学生，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学来了一身的毛病，毛病层面更上一层楼。

韩国继承了日本的躺平文化后，又多了一个投机文化，（杠杆化）疯狂炒美股买币。韩国当前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向上突破不了，人口规模在那摆着，发展到现在的水平已经出乎意料。韩国内卷到了极致，因为创作比较自由，所以出了很多反映阶级的影视作品。

东亚国家老百姓过得普遍苦，一个原因是东亚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决定的，注定很难过上欧美那种生活，但又过于在意阶级跃迁，跃迁成功固然好，失败的代价又有些承受不来。别为了一个低概率事件（赌博暴富）搞得自己活不下去，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代价小收益高的，可以搏一搏，但这种往往比较苦，不然大家都来搞了

德国对策

德国当时也没好办法，不过德国有惨痛通胀经历，对降息印钱这事比较敏感，就没着急降息，抑或考虑的比较通透（哲学修养深厚，对人性洞悉的也深刻），还**在苦恼的时候，好运降临，两德统一了**。

到了90年，苏联眼瞅大势已去，两德人民统一愿望呼声很高，这事就开始聊上了。但这事，所有西方国家，都不希望德国统一，因为他统一了再发育发育，又变成欧洲一极，英法又得看其眼色。但当时西欧都是盟友，不好意思直接出手干预，都指望苏联修理德国，但苏联一言不发，看着德国统一了，把西方差点气死，当时法国总统没忍住，当场就说：苏联领导人到底收了多少马克？为啥不出兵阻止德国统一？

为啥苏联不管呢，因为苏联是一堆加盟国的联盟，最大成员国是俄罗斯，俄一直觉得自己在联盟里比较吃亏，到了90年，俄罗斯自己想跑路，且跑路派已经充满了苏共高层（前面说的非市场经济，财政实在吃不住），他们巴不得盟友都跑了，那俄罗斯自己也就顺利脱身，当然不会管两德统一了。且法国人说的也对，俄罗斯人确实收了西德无数的钱，德国人有钱，觉得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为了两德统一他们愿意支付天价，还给俄罗斯人开出丰厚的价码，如永久放弃加里宁格勒（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康德的故乡），成为俄罗斯的飞地。俄罗斯本来就不想留东德，又收了钱，又永久保住了加里宁格勒，就做了个顺水人情。

两德统一德国一下子多出一块巨大的市场和人力资源池，大量廉价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加入德国市场导致德国工人工资大幅下跌，制造业成本也就降下来了。因两德经济差距很大，为救济东德，德国政府通过了加税协议，对富人和富裕州征税，补贴东德地区。东德人收入增加后，就要买车买电视，德国自己增加了一大块内需，补充了消费力，本来卖不出去的那部分产能被东德消化了部分。

德国当今产业人口现状

据19年的数字，德国就业人口4552万

农业，传统生产制造业，占比仅仅1/4，制造业吸收不了那么多人口，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老龄化，今后工厂里也难以像以往一样容纳那么多人口

农业：57w

制造业（1095w）：837w，建筑业258w

服务业（3400w）：商业交通酒店1028w，企业服务商627w，信息通信/金融保险/房地产/公共服务/教育/健康 1748w

来自《断层线》的评断

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成功实施外向型增长战略，这种战略随着国家的富裕而逐渐显现其局限性。上面的德日两国二战后，都不算真正的贫穷，它们拥有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国民，明确的组织发展蓝图，只是经历战火资本储备大大减少，大企业崩溃或被占领当局压制，普通家庭无消费，出口成为它们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随着经济的发展，德日工业部门每小时工资水平分别于1975年和1990年代赶上美国的水平，因此出口企业不再由于低工资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相对优势，随着人均资本水平赶上发达经济体，但这些国家的贸易盈余最终会加剧本国货币的升值压力（宏观政策着眼于增加生产，家庭消费战后收到抑制）

为了保持竞争力，德日都进入价值链上游，制造技术密集型产品，不断提高生产率。在贸易部门，两国做得都很不错，但非贸易部门，如建筑，零售和宾馆业这些外国竞争不存在的领域，生产增长率低下，这种在日本表现的尤为畸形，到过日本的人都惊奇的发现日本仍有专职女士为宾客升降电梯，这一工作能保存至今，说明这是一个没有竞争的服务领域。

创造出口奇迹的国家看起来发展有点畸形，像只有一半肢体的人，效率奇高的生产部门和病态的服务部门并存，尽管国内需求萎靡却依然注重国外需求。

难念的经也得念

种花家当前就有这个问题，非常有钱的人几乎是不消费中国工业品的，主要买各种高端玩意，收入的大头都花在了资产上，消费才花几个钱。如果他们的财富转移支付一部分到穷人身上（当然一定是以法律税收的形式明明白白地转），穷人生活改善了，且穷人不可能每个月多2k块就去买奢侈品，主要消耗的是我国的产能，还可以抑制资产价格上涨。这套逻辑叫平衡战略，而不是简单地像日本那样操作。

不过日本也是没招，日本没那么大一块外来天降资源，周围的国家中国和东南亚又不够富裕，暂时消费不起它的产品，远水解不了近渴。培育起来要时间（早期也不是为了培育外部市场，仅仅是为了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不像一个国家里可以搞劫富济贫。

这些年德国一直接受穆斯林难民，尽管老百姓不愿意，但国家政策要考虑大资本家的想法，引进受过教育的穆斯林，通过补贴和再教育，让他们成为德国工人，补充廉价劳动力，又可以提供内需。

产业升级之路(技术拉动经济)，必然是集中攻坚之路，这条路上旧有产业产能必然转移/淘汰，调结构过程不会是轻松愉快的过程。

只谈消费不谈分配

财富分配的过去，今天和未来。PRC 也经历过三个阶段：

1. 平均主义时期（实际从 57 年开始），大锅饭也的确到后来生产效率不高。
2. 第二个阶段多劳多得，兼顾公平。但初次分配单纯的多劳多得很有公平问题，因为地域地理本就不公平，加之市场的马太效应太强大，在初次分配阶段资源向有钱人集中的太快，非强力不可逆转。
3. 从 04 年开始强调促公平，甚至到后来提出了三次分配的概念。三次分配是捐赠，换句话说施舍，只能是辅助作用，解决不了问题。

通过你对初次分配的观察分析，很多人并没有发展起来，并不是他们不够努力，只是当今的发展方向并不适合他们，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发展前景换来了社会的进步，那么理应是发展起来的人需要对他们进行补偿，而不是施舍。

只能靠二次分配，也叫再分配来平衡解决问题。西方的二次分配做的好的，都是地小人稀的地方，北欧五国最大的瑞典，和黑龙江差不多大，最小的丹麦就和哈尔滨一样大。瑞典全国只有 70 多家公立医院和 6 家私立医院，这 70 几家医院足以服务全部瑞典人。

而黑龙江要建2185 个医疗机构（2022 年的数据，其中含专科疾病防治院 28 个，妇幼保健院 116 个），黑龙江的人口也只有瑞典的 3 倍而已。再分配效率低是因为我们人口分散，瑞典城市化率 88%，把医院建在城市里就足以覆盖绝大部分人口，而我们是 60%多，墨西哥都有 80%，由于我们地域实在辽阔，剩余 30%的人分布在各种犄角旮旯，安土重迁思维使得即便发展不畅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但凡有人的地方，我们的基建即便跋山涉水也必须跟上，如果没有二次分配，很多地方连医院学校都养不起。

搞城镇化本质就是让大家富起来，医疗只是一个侧面，反映着我们的分配成本。在保障公平方面，我们还做了哪些？提高退休金，提高福利保障，扶贫，乡村振兴，可以说做的还不够好，不能像某些人说的什么都没做，但总有人说我怎么感觉不到，怎么不发钱云云。这是因为我们绝大多数是以间接方式运行，没有补贴的公交车价格最少翻 5 倍，直接发钱只会加速不公的出现，底层人收到钱基本只有两条出处：偿还负债+消费。偿还负债会迅速流回金融机构，金融的慕强性，会快速流入富裕人群和发达地区。消费的部分被部分老板赚到集中，然后带着钱去更高级的地方消费。总之钱会以各种形式回到产业源头的发达地区，偏远地区啥也没剩下，还不如人为增加投资这道关卡，基建的本质也是一种二次分配。基建的钱多数来自于转移支付，以工代赈可增加当地人的初次分配收入，还能给贫困地区留下很多物资资产，拉长这笔资金在贫困地区的流通时长。

二次分配我国做得不错，但最终更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初次分配的适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