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纲弥补

历史是更伟大的圣经，文学史是在讲文学的圣经，学文学，就是文学的神学。

精髓

讲文学史课，胜于读书，就好在可以讲私房话

动机

这几年开讲文学，是为了他自己，是想训练口才，第一次讲完，气也透不过来，后来七八个小时也能讲，以后回大陆见人，可以当众说话。

发现其课程里的确”私货“越讲越通畅，在这下半册中，的确内容很多，只可惜自己认识的文学家太少，读的太少，感同身受不得，所以摘录有限，算是一种无知的不太尊重。

十九世纪的文学

木心想，凡能搞起主义运动的，大致是二流角色，走兽飞禽中，可以找到例证：鹰，狮，虎，都是孤独的，不合群的，牛马羊蚁，一大群，还哇哇叫，最合群是蛆虫。“文革”最聪明，他们把你“隔离审查”，他们知道人是合群的，可是连陶渊明也受不了—结庐在人境，却无车马喧，只要一隔离，全部都完蛋。

所以文学的黄金时代，是十九世纪，这时的大作家都不合群，那时没有作家协会，十九世纪是个光荣的世纪。偏近代的人的主观观点如此相似，反过来看十九世纪，叔本华，尼采，等等，都异乎寻常，这也是十九世纪的魅力。

英国篇

诗人

歌德一有机会就赞美拜伦，因为在文学上或生活上，拜伦做了歌德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拜伦的个人之上，纯粹的独立和自由其实就是尼采的超人意志。可以说拜伦是“超人”的少年时期，和唐璜等都是语言蛮横的小伙子，不读书不看报，漫游抢劫乱伦，骂上帝，这位怀疑主义的子弟尚未成熟，他诗中的人物，都是捣蛋的美少年，胆大，气醇，赋厚。

尼采一来，超人进入中年壮年，他不再如拜伦诅咒上帝，干脆宣布上帝已死，小老板（耶稣）又不在，一切重新估价，更提出系统的理论，这是哀乐中年说的话。

雪莱与拜伦性格不一样，拜伦因为思想上的不成熟，呼天抢地地宣扬他的怀疑，雪莱也因为思想上的不成熟，欢天喜地维持他的信仰。

西风颂有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雪莱的名言，世界哪是这样的，好人读了要上当的。

西方人真正会写的，是小说，不是诗，中国人反过来。但既然讲到那个时代的英国文学，也要说些积极的。那时的诗，已摆脱神话英雄故事，自湖畔诗派起，已倾向生活，爱，儿童，自然，属于感情上的民主主义。以诗论，勃朗宁强，借古代，显示现代气息，赏十九世纪英国诗，要保持距离。

如听说过勃朗宁诗为蓝本的儿童故事《花衣吹笛人》

狄更斯

查尔斯-狄更斯，早年穷困，父亲还不起债入狱，不幸的生活早就他的文学起点，他从未进过学校，一切自修。父亲出狱后送他到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不喜，宁可去当速记员，得以练习速记和文章的剪裁。托尔斯泰说：忧来无方，窗外下雨，坐沙发，吃巧克力，读狄更斯，心情又会好起来，和世界妥协。**如果谁落在忧悒中，不妨试试，沙发，巧克力，狄更斯。**狄更斯的小说结尾，失散和久别的亲友又在一起了，总是夜晚，总是壁炉柴火熊熊燃，总是蜡烛，热茶，大家围着那张不大不小的圆桌，你看我，我看你，往事如烟，人生如梦，昔在，今在，永在。这种英国式的小团圆，比中国式的大团圆有诗意得多，在硬撑时，谁不思念狄更斯结局中的那张不大不小的圆桌？

女作家

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文学，女作家领头登场，勃朗特三姐妹，她们在约克郡一直写到死，真正做到了生活和艺术的一元。感情上爱情上看不懂《简爱》，是个大老粗，对《少年维特》《简爱》《茶花女》《冰岛渔夫》这几部爱情小说，如果看不懂，不爱看，那是爱情的门外汉门外婆。西方有这个好处，有这样健康的爱情教科书，中国要么道德教训，要么淫书。人生多少事，只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人的幸福，其实就是到心向往之的地步。

爱情的内容其实很简单，没有多大内容，为何有的爱情造成这样大的历史景观？因为遇到挫折，不让他们爱，于是道德，智慧出现，才显得伟大。光是爱情，有多少东西？歌德说：高昂的热情，坚持不了两个月。

儿童文学

《爱丽丝奇游记》据现在说，是为一个女孩写的，一出版就风行各地。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金银岛》非常有名，尤为少年喜。他的冒险小说一不写爱情，二不写悲剧，英文本领无敌，语言特别有弹性，纯技术地去享受，欣赏他的英文本领。

哈代

托马斯-哈代，伦敦国王学院出身，十六岁学建筑，数度得到皇家建筑师学会奖励，二十五后才专事文学，一个大问题，天才如何认识自己，如果哈代的才智用在建筑上，名利双收，前程远大，他不走，一个天才是在他一无所有时，就知道自己的才能在哪方面。

《苔丝》这种小说，福楼拜，托尔斯泰，看了都会发呆。我想象福楼拜会说：我还是写的粗了，急躁了。如果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他会说：你注意到吗？我用的方法也是这样的，他用大调，我用小调。

他是真正的大家，内心有大慈大悲，行文非常迟缓。哈代，陀氏，是一种方法的两种用处，公平地说，福楼拜，托尔斯泰是耶稣衣服的一部分，重外在；哈代，陀氏，是耶稣心灵的一部分，重内在。

读书如交友，读万卷书，朋友总有千把个，但刎颈之交，不过十来人。一个人要成熟，成长，成功，其过程应该是不自觉，半自觉，自觉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艺术家贵在自觉，曹雪芹是半自觉的，哈代陀氏是恰如其分的自觉，普鲁斯特，乔伊斯，太过自觉了。哈代可以教大家的，是气度。陀氏可学的，是一种文字的粘度，一看就脱不开了。

人要从凡人做起，也要学会做观众。起点高，而不退到观众席，老在台上演戏，那糟糕至极。罗兰一上来就起点太高，结果并不长进，在师范大学写信给托尔斯泰，是这点水准，到老得诺贝尔奖，还是这点水准。

王尔德

王尔德讲起话来气象很大，如“思想总是朝阴影飞去，太阳是嫉妒艺术的”。他的逆论，容易讨好羡慕智慧的人，但说者常把读者看轻，让人讨厌。他的生活是个失败者，自称天才用在生活中，却结果正好相反。健康，灵活，明智，健美，善于保护自己，留后路，这才是生活中的天才。

什么是艺术家，要将天才用到生活上而不配，去用在艺术上者。要自己会料理自己，思想家，第一不要疯，艺术家，第一不要倒下去，本来站不直，靠艺术才能站好，怎能跌倒，连艺术的面子也会丢。

法国篇

一个文学家，艺术家如果被人归类为什么主义，那是悲哀的，如果作者是自己标榜的，那一定不是一流。大艺术家一定不是什么主义的，莎士比亚什么主义。要讲笑话时，也不要说：我来讲过笑话。

雨果

《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宏大，奇怪，振奋人心，用的是故事，情节，场面，人物是为故事，情节，场面存在的，和陀氏相反，陀的故事情节是为人物存在，当人物说话时，故事情节场面好像都停顿了，不存在了，雨果和陀氏比，陀氏更高超，符合原理。

雨果是当时的诗王，占了近五十年的王位，小说，戏剧，名声极大，诗名尤大，但大家听说最多还是那些小说，其实他确实擅写诗，心肠柔软，头脑凌冽，很有才。他有伟大的仁慈，对法兰西，对世界，对全人类都是爱，都关怀，面对此种伟人，心里时时尊敬，也是对前辈应有的态度。

如下这部分从得到-吴军-阅读与写作50讲中摘录，他单拎出来提醒从李文这个角色理解现在的西方

《九三年》这本书是雨果最后一部小说，它完成于1874年，当时法国刚经历巴黎公社起义。已经72岁高龄的雨果对人性有了极为深刻的思考。因此，他在这本书中所描写的人性相当复杂，不像在《巴黎圣母院》中所描写的善恶美丑分明。

白军统帅朗特纳克侯爵, 蓝军指挥官郭文子爵。郭文和朗特纳克是远房亲戚，但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消灭对方。朗特纳克是一个非常冷血而残忍的人，对拥护共和国的人绝不留情。而郭文是一个军事天才，打得白军节节败退。

朗特纳克等人被包围到一个有平民做人质的城堡里。最后白军终于抵挡不住，放火烧了城堡，朗特纳克带领手下从密道逃跑了，出城堡的一刻，听到一位母亲的呼救声，原来她的三个孩子被困在城堡里了。朗特纳克毅然从暗道返回城堡，救出了那三个孩子，然后就被郭文逮捕了

在如何处置朗特纳克上郭文和他的老师发生了意见分歧，老师认为革命高于一切，主张处死朗特纳克。郭文却认为大恶人朗特纳克在危急时刻，显示出人性善良的一面，希望饶他不死。最终郭文进入牢中，跟朗特纳克交换了服装，放跑了他，自己替他受死。老师忍痛将郭文处死，然后自己也自杀了。

雨果一生经历了法国的多次革命，可以讲是惯看秋月春风了，他的思想相比年轻时有了巨大的变化。当年他曾经因为反对拿破仑三世称帝而被流放，但是到了晚年，他却开始怀疑暴力行为能否真正解决社会问题。早年他支持法国殖民非洲，到了晚年，他开始谴责法国参与血洗圆明园。在巴黎公社的问题上，雨果则强烈谴责对阵双方的暴行。他在日记里写道：

“简而言之，这个公社是白痴，正如国民议会太残暴一样。两边都荒唐。”

虽然这么评价巴黎公社，但对于晚年的雨果来讲，人性的善是最可贵的，并且他身体力行。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帮助遭到镇压的公社社员，为他们寻求比利时的政治庇护。雨果最终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大家能够和平相处的欧洲共和国，不再有战争和暴力，并且呼吁废除死刑。如果他生活在今天一体化的欧洲，大概会感到欣慰很多。

为了解释朗特纳克身上的矛盾，很多人主张人性会被阶级性或者说团体的利益扭曲，也就是说，朗特纳克原本是有人性的，但是一旦被阶级、民族利益所左右，人性就会被淹没或者掩盖。对于这个问题，雨果没有给出答案，而是启发读者去思考。但是，从雨果在巴黎公社事件前后的所作所为和言论来看，他到后来是厌恶了当时法国大革命的那些政治、民族主义和阶级对立的，认为它们扭曲了人性。

朗特纳克做了善事，有没有资格将功补过？

对于自我赎罪的人，雨果的想法是矛盾的，所以他通过郭文表达出，他希望对这些人网开一面，又通过西穆尔登神父，表达出应该严惩首犯的看法。

郭文是否是个烂好人？

对这个问题雨果也没有给出答案。显然，朗特纳克逃出去后，肯定会继续组织反攻。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自己人的残忍，这一点郭文是清楚的。但是他依然决定用自己的命去救朗特纳克，这体现出一种骑士精神。如果朗特纳克真的有贵族精神的话，他应该好汉做事好汉当，而不是让郭文顶缸，自己逃走。郭文这样的人物，同样能够影射到今天欧美人身上。和欧美人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后，发现今天很多欧美人，就是雨果笔下的郭文。

他们不会站在全局的高度来决定该如何做事情，很容易被一些善行感动，这当然也有人性光辉的一面*。因此，处于矛盾中的雨果，一方面将郭文这个烂好人处死，另一方面讴歌他的善。在全球化的今天，和西方人打交道，就必须理解他们中有一大堆郭文这样的烂好人。你要是不认同他们，就很容易受到围攻。*

为什么小说的结尾正面的角色都死了，反角反而逃脱了？

这就需要换位思考了。其实，虽然雨果整本书都安排郭文处在一个正面角色的地位，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可能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朗特纳克为什么要反叛，因为当时雅各宾派在法国各地杀了一万六千人，抓了50万人，所以朗特纳克也不得不反抗。实际上在雨果的书里，不管是保皇党还是共和党，在面对平民时，都是同样冷漠和残忍。大革命里法国的芸芸众生，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代价。但是雨果认为：“在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存在着人道的绝对真理”。因此在他的书中，并没有真正的正派和反派之分。这部作品凝练了雨果一生对人性善恶的思考。

好的作品，不是给一个完美的答案，而是启发你做更多的思考。

雨果提出的问题，我们至今绕不过去。比如：前两年对待中东难民的问题、今天各国防疫的措施，都涉及人性的冲突。这时我就会想：“这又回到了雨果当年谈的老问题了。”

大小仲马

大仲马有黑人血统，文学老板，很会经营事业，有两百个伙计，小说工厂，日夜开工，出两百多种小说，《三剑客》《基督山恩仇记》法国妇孺皆知，就像旧中国的关公，武松，家喻户晓。如果没有通俗小说，人们谈什么，何等无聊。通俗小说最好是三十岁前读，且一口气读完。

作为一个有心性的男子，人生的快乐无非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人生不得此痛快，小说中痛快痛快。

小仲马是大仲马的私生子，家教严，被关起来，写完再放出来，有《茶花女》等二十多个剧本，论技巧，胜于大仲马，结构严密，人物真切，在法国长期有影响。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很怪，以为自己善于经营事业，但诸事皆败，死心写作，靠班费版税，写作还债，一辈子还不清的债，可见他的生活一点不现实，一进入文学，就现实了。他的手稿，据说是全世界最潦草的。

他写作时穿着浴衣，蓬头垢面，一个人在房间里大声说话，和小说中的人对话，吵架。十九世纪墨水干得慢，要用吸墨纸，巴尔扎克用粉吸墨，像爽身粉，胡椒面，把粉洒在稿纸上，叫道，好一场大战。常常忽然失踪，半年一年没消息，忽然一天出现扔一捆手稿在沙发，随之倒下，大叫“给我吃的”。

他的世界中，人，事，物 都是夸张的，就方法论而言，和米开朗基罗的壁画是一样的。一进入他的书，就感到他每个人物的精力。福楼拜一定嫉妒巴尔扎克，一如芬奇嫉妒米开朗基罗。巴尔扎克是动，福楼拜是静，巴尔扎克，米开朗基罗多产，福楼拜，芬奇，是少作的。

《人间喜剧》总计划未完成，但和《红楼》缺后半部不一样，他的未完成不遗憾。他是整体性的渊博，社会结构，时尚风格，人间百态，什么都懂。法国小说家如果要论到伟大，首推巴尔扎克，他的整个人为文学占有，被作品吸干。难在有一个巴尔扎克。

福楼拜

年轻人谈人生，谈世界，其实说的是自己。

福楼拜初写《圣安东尼的诱惑》不成功，遇到大批评家圣伯夫（Sainte-Beuve），劝他写“黄色新闻”，三思，懂了，写成《包法利夫人》。他是世界文学史上最讲究文法修辞的大宗师，本人是个对世界的绝望者，深知人的劣败，无情揭露，其实是个道德力量特别强，又特别隐晦的人物。他的小说人物都是些不三不四，无可奈何的角色。晚年说：我还有好几桶脏水，要倒到人类头上。他写的都是些他看不起的人，主张不动感情，不表立场。

司汤达

《红与黑》的故事，红指军装，黑指教袍，主角于连夹在两者之间，故称“红与黑”

莫泊桑

莫泊桑从平凡琐屑中截取片段，构思，布局，别具匠心，文词质朴优美，结局耐人寻味。

一定要比的话，巴尔扎克，福楼拜，司汤达，更有未来的意义和价值。司汤达的光射的最远，莫泊桑的光比较柔和，以后可能暗淡了，地位始终在的，契科夫还是不及莫泊桑。

莫泊桑体质好，但消耗得厉害，十年全盛期过完，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近乎疯狂，四十三岁就逝世了。

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一个时期，可理解为老派短篇小说时期，莫泊桑，契科夫，欧亨利，是代表。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性地产生了新的短篇小说，体裁，风格，大异于老派。法国，英国领先，美国随之而起，南美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日本也窜上来了，新型的短篇小说，特征是散文化，不老实，重机智，人物和情节不循常规，先读新派，嘴巴刁了，再读老派会觉得笨，啰嗦，把读者当傻瓜。

德国篇

划线笔记的都是哲学评价而不是文学评价了

什么是悲观主义，我觉得是“透”观主义，不要着眼于“悲”，要着眼于“观”，说夸张点，悲观主义是一个勇敢的人的态度。

所谓东方，中国才是代表，西方最缺的就是中国的东西：含蓄，以弱制胜。这里讲的中国，是指嵇康他们，就像讲俄国，是讲普希金一般。

叔本华、康德、尼采、瓦格纳不是四个人，而是一个人，这一个人有时悲观，有时快乐，有时认真，有时茫然。尼采有哈姆雷特的一面，也有唐吉坷德的一面，但偏爱他哈姆雷特的一面，很多人是在读他唐吉坷德的一面。

俄国篇

俄国文学实发于十九世纪，就一百年，天才纷纷降生，难以解释，期初当然受欧罗巴影响，后来反过来影响欧罗巴，整个世界忙不过来地读俄国文学。

任何天才免不了模仿期（贝多芬的第一，第二交响乐，就明显受莫扎特，海顿的影响），而天才的特征，又是不顾死活要找自己的风格，“风格”的定义，最近得到的诠释是：敏于受影响，烈于展个性，是谓风格。

与鲁迅同代的，郁达夫学卢梭，郭沫若学歌德，茅盾学左拉，巴金学罗曼罗兰

托尔斯泰十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十七岁，而屠格涅夫二十岁，这三位天才，是一代人。屠格涅夫父亲是没落贵族，母亲性格怪癖，有大庄园，童年时对农奴制度的残暴乖谬，愤懑不平。他自己是哈姆雷特型，因此大力夸奖唐吉坷德型（像哈姆雷特那样深思，像唐吉坷德那样勇敢）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医生家庭，从小爱文学，遵父意学工程，毕业后专事写作。小说《穷人》集成普希金，果戈里传统，但他自己的风格全在其中。

1849年，陀氏被捕，判死刑，在刑场即将枪决的一瞬间，沙皇特赦，改判四年苦役，六年军役。罪名呢？一是朗读别林斯基致果戈里的信，内容是反农奴制度的，二是筹备秘密印刷所，三是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在此之前，陀氏思想进步，流放后，成了唯心主义，敌视革命。陀氏的读者在欧洲，情况有点像佛教，释迦牟尼后来在印度吃不开的，到了中国，佛教兴盛了。欧洲一般的评论，认为陀氏最能表现神秘的斯拉夫民族的灵魂。

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父母都是古老而有名望的大贵族，十岁前父母双亡，而家道富厚。受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影响，反沙皇专制，退学回家，在自己的领地上尝试改革，结果农民不信他，也不接受（农民怕上小当，革命来了，上大当很起劲），后来赴高加索当下级军官，在克里米亚战争立功，那段经历，为他累积了《战争和和平》的战争场面素材。

他两度游历欧洲，然而不喜，完全否定欧洲文明，对金钱地位的崇拜引他愤怒，回国后又在自己的庄园办学校，做调解员，当陪审员，维护农民的利益（奇怪的是，他一生只爱农民，只见农民，不见人类），临死前还在想：农民是这样死的？不过从电影上看，俄国农村，农民，确实可爱。

写完《安娜》为便于孩子上学，托尔斯泰举家迁往莫斯科，调查贫民探访监狱，更加紧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的研究。可怜这位老先生学不进去，他头脑中早就自有一套，别的思想塞不进去。

托尔斯泰当时的国际地位非常高，一不高兴，直接写信给皇帝，劈头就说：你忏悔吧。朝廷要办他，宪兵将军说：他的威望太大，俄罗斯监狱容不了他，不敢动，利用最高教会机关宣布托尔斯泰为“邪教徒，叛教者”，开除教籍，这时他快八十岁了。遵照他的遗嘱，葬在故乡庄园，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伟大。

高尔基

高尔基善于理解人，善于爱人，最好的作品，是对文学长辈与同代人的回忆。大革命后，高尔基苦苦求请于列宁，放了许多文学家和知识分子，斯大林时代，他保住晚节，没有留下歌功颂德的文字，没有违背良心。

长篇的力量

写长篇，要考强大的人格力量，极深厚的功底。哈代，陀氏，曹雪芹，哲学，史学，文学的修养，深刻。德国人的耳朵和头脑特别灵，法国人的眼睛嘴唇特别灵（善美善爱），俄国人，有一颗心，有伟大的道德力量。

人要靠人爱，此外没有希望。人到教堂，或养猫狗，不过想从猫狗或从神，得到一点爱的感觉。真正的同情，应该来自人，给予人，俄国文学的同情心，特别大。

中国，和世界不同步，中国不会浪漫，唯美，给唐宋人浪漫，唯美去了。写实倒是有过了，但鲁迅，茅盾，巴金，才不及陀氏，托氏高，鲁迅之为鲁迅，他是受益于俄国文学的影响，写好了短篇小说，他的古典文学修养也一流，但他接受的有限，成就有有限。鲁迅的诗和哲学的底子不够，写不成长篇

丹麦篇

小孩是善恶不分的，野蛮的，胡来的，安徒生有这个东西，他用心肠写作

爱尔兰篇

爱尔兰民族是世界上最具童心的民族（海涅常写小妖魔，小精灵），心灵诚恳，对超自然的力量，比别族强烈。爱尔兰早期文学都以神怪为渊源，成了传统，古代传说可分为三系，一，神话系，二，红枝系，三，芬尼亚系

神话系，讲诸神冲突，故事纷乱，主角巨大，唯美形象，性格粗鲁轻率，不定型，比较原始。

红枝系，也成英雄系，故事大约发生在七八世纪，情节优美，故事较有条理，有结构

芬尼亚系，后于红枝系两百年，主要人物一对父子，他俩是武士，又是诗人，是一群芬尼亚武士的中心。

这三系的传奇最初是韵文，后来加进散文

科学技术高明，不等于文明高明，文明应该是指精神道德的高度，文化应该是指心灵智慧的创造。

叶慈所谓贵族政治，是出于概念，一厢情愿，马克思以为工人阶级是当然的统治阶级，也是一厢情愿，出于概念。

大思想家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短句，而不是他们的体系。明白社会科学不成为其科学，再去观察分析人，倒每有真知灼见。

中国篇

何谓昆曲，指以昆山的腔调唱出的戏曲。当时有北曲，南曲，一度南曲伴奏仅用弦索，唱北方的官腔。后改革者出，入笛，笙，琵琶等各种乐器，他活跃于昆山，昆山腔由他倡扬得名。

二十世纪初期世界文学

二十世纪的名家自己更不熟悉，课本上摘录的都是老作家，导致笔记都无关文学了，稍有羞愧。

世界上的书可分两大类，一类宜深读，一类宜浅读。尼采的书宜深读，你浅读，骄傲，自大狂。深读，读出一个自己来。《道德经》若浅读，就会讲谋略，深读，会炼成思想上的内家功夫。

当十九世纪快结束时，世界各国知识分子都对现实不满，精神苦闷，消沉，悲哀，所谓世纪末的悲哀，中老年知识分子退回内心，守住自我，通称个人主义。年轻知识分子喜欢标新立异，倾向无政府主义，巴金，许杰，在当时都属于这一类。

到了三四十年代，因为反法西斯，文学又出现转入现实主义的流派，有的入党，有的放弃个人主义。

法西斯不是超人哲学，是反文化的，要毁灭世界。凯撒，拿破仑是英雄，希特勒，墨索里尼是暴徒。对英雄，可以成败论得失，也可以不论成败与得失，对于暴徒无话可说，打倒，消灭，根治。

垮掉的一代

垮掉的一代，发生在五十年代，二战后出现这一代，名称国际通用。在英国被称为“愤怒的一代”，德国叫做“返回家园的一代”，日本叫”太阳族“，叫垮掉的一代，是在美国。

其实是大战的后遗症，是人性崩溃的普遍现象，是外向的社会性流氓行为，内向的自我性流氓行为的并发症，既破坏社会，又残害自己。主要是文学青年，对既成的文明深恶痛绝，新的文明又没有，广义上的没有家教，胡乱反抗。

中国，苏联都用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批判垮掉的一代，存在公式化的问题

存在主义

二战前，现代派文学受的是叔本华，尼采，伯格森哲学影响，二战后，悲观气息又起，存在主义应运而生。

存在主义并无新意，是大战后青年人没有心思去细读叔本华，尼采，伯格森的经典，存在主义是前三者思想的通俗化，平民化，抄近路，正好合了战后青年的胃口。

叔本华认为生存意志是万物之源，理性是管不住的，是佛家思想的欧化，且说了一半。他讲的是佛家讲的“人间苦”，另一半，清净，超脱，叔本华不讲，他的哲学，不讲救世这一套。人生无常，欲望不能满足，没有多大新意，古印度，波斯，中国的诗文，早已讲得透彻，而且东方人以自己的方式得到快乐。欲望固然是匹野马，而高超的骑手，驰骋如意，叔本华本人就很长寿。

被引用很多，消极悲观，不可取

尼采早期是叔本华的信徒，后来反对叔本华，悟到叔本华的生命意志不符他的想法–权力意志。由此产生超人哲学，法西斯也利用他的思想做武器，给人洗脑占领心智。尼采是入世的，所以他疯狂，庄子佯狂，但他是出世的，佯狂是为了自保，尼采不知自保。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是一种高贵的欣赏品，一种美味的滋补品，但存在主义是实用的救济品。

所以不要宣传悲观主义，可以宣传存在主义，不要忘记存在主义产生的年代，二次大战先后牵涉六十多个国家，世界人口五分之四卷入战火，数以千万计的死者伤者，精神文化的遗产被摧毁。而存在主义同期，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抗战刚结束，大家忙于重建家园，我所看到的，没有人思考根本的彻底性的问题，有种的，去延安，没种的，参加国民党所谓的“戡乱”救国，既不去延安，也不去戡乱的，就在时代边缘跑革命的龙套，跑得很起劲，木心当时就是这样。中国当时没有思想家。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观点是：人是自由的，没有上帝，没有先验性，没有客观规律，人就是他自己造成的。

平民性的哲学

伯格森和佛洛依德两位是平民性的，深得人心，影响广泛。

佛洛依德对大家都有好处，对心理学，医学，文学，娱乐圈有好处，对警察破案，也有好处。他的性学说，以偏概全，又要解释一切，只这么一说，好，说一切，不好。

木心说他要是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不好，至少驳不倒唯物辩证法，会和鲁迅先生吵，到了八九十年代，世界四十多年和平，冷战结束，共产破产，窗明几净，坐下来说，坐下来写。他的观点是不做大成者，要做先驱者，一入流派，就不足观，所谓时髦，就是上当的意思。唯有把叔本华，尼采，伯格森，佛洛依德这四位近代的思想先驱，反反复复弄懂，才可能有所超越。伯格森的哲学，是为了天才写的，为艺术家写的（为艺术家而思考的哲学家）。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1895年，和好友布洛伊尔合出一本书《歇斯底里的研究》，奠定精神分析学的基础。凡伟大者，得到一个奇妙的角度，见人所未见。

超我有两种，一是良心，一是自我理想。良心，是世世代代道德积累沉淀下来，几乎成本能，自我理想，是我要成为怎样一个人。

天才的潜意识和性欲特别强，天才的自我超我，也要特别强。

弗洛伊德有两重错误，一，为说明他的理论，强拉文学名著附会，二，他对两文学主角的想法，是卑污的。一切爱都以性欲为基础，也不对，最高贵的爱，完全不涉性欲。弗洛伊德的艺术是“本能宣泄说”。可是世上小人多，弗洛伊德的学说大为流行，二十世纪实在是个平民恶俗的世纪，谁把伟大神圣的东西拉下去，搞臭，大家就鼓掌。

荣格生在现代，现代心理学多以他的理论为说，故名气很大。弗洛伊德学说，运用到艺术上来，是有点显著效果。而荣格的学说对艺术家来说就大大不够了

进化论与乐观主义

进化论，乐观主义，都是要骗人，研究宇宙，世界，必然涉及衰退，毁灭，必然导致悲观主义。文学家的乐观主义是糊涂，政客的乐观主义是欺骗，商人的乐观主义是既糊涂，又欺骗。

历史上几次文艺复兴，包括中国的贞观开元，俄国普希金到托尔斯泰，都是自身力量充沛，不存鄙吝之心，自己弄自己一套，不搞打倒别人那一套。

马克思的问题

马克思不适合做哲学家，他是个经济学家，一个乐观自信的进化论者。进化论者为什么不说太阳越来越年轻？海水空气变得越来越甜美？有营养？说穿了，尼采的超人也还是进化论。回味韩非子的寓言：郑人买履，宁信度，毋信足。萨特宁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度”，不相信存在主义这个“足” ---- 宗教，哲学，都是这一类“度”。

马克思宣称过去的哲学是解释世界，他的哲学是想改造世界，迷惑多少人。这个世界被解释对了吗 ---- 无产阶级被消费社会溶解了。

明于析物力，陋于知人心，这是马克思理论的要害。

科学的发展也出乎马克思预料，他是书斋里的政客。但资本主义是个不好的制度，它是没有最高理想的，没有目标的，永远是以经济衰退/经济复兴这套循环。

唯二的文学笔记

卡夫卡

卡夫卡手法是很好，写的朦胧，但笔法很肯定，再看下去，发现他是个寓言。寓言宜短不宜长，寓言一长，读着读着，读者已经悟了，到后来，大悟没有了，分散了，卡夫卡上了自己的当。

南美文学

《百年孤独》那么厚一本书，写马孔多地方一个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遭遇，这种雄心，很可贵。这本书，讲讲可以，去读，太闷热，我吃过墨西哥菜，太多了，吃不下。

木心的哲学大纲

一个人有才华，有能力，一时艰难，总会被赏识重用，这是规律；但是世上多有才能不受重用的人，被埋没，被糟蹋了，这是命运。事物有它的规律，可是事物变化，又是命运支配。

老子思考过，结果是没有结果。他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是规律，他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是命运，《道德经》是这么二元的，即命运又规律，一会儿解释命运，一会儿解释规律。

其实讲规律，就是乐观主义，讲命运，就是悲观主义。

《道德经》偏重讲规律，但老子是上智，他始终知道，规律背后，有命运在冷笑。

中国的《易经》，也很可悲，它认为命运是有规律的，索性去研究命运，以为找到命运的规律，便可趋吉避凶，但事情哪有那么便宜。精通《易经》的人，而弄到走投无路，自身不保的，可多。刘基，精通却死于非命。胡兰成，也懂《易经》，做汉奸，后来流亡客死。

事物的细节是规律性的，事物的整体是命运性的。

木心和亚里士多德抬杠，他说：大自然从不徒劳。我主张，在细节上，是这样，但整体上，大自然整个儿徒劳（细节上讲，动物，植物，都是有目的的）

老庄的空灵是讲实用的空灵，是高层次的“活命哲学”（《易经》也是活命哲学，《诗经》是苦命的悲叹）。

时代的旁观

个人遭遇时代，有人手舞足蹈，有人直接介入，我以为，遭遇大事要先退开，退开，可以观察。有的是人投入。

木心说他看鲁迅杂文，痛快；授课的学生们看，快而不痛，到下一代，不痛不快，灯塔在动，高度不高，其间不过一百年。

一些零散金句

知识分子对快速变化的社会，感到困扰，要反抗，又无力，因此悲观绝望，所谓当时文学艺术上的未来主义，实在是虚无主义，个人主义，他们渴望破坏，渴望新的境界。

乱世，有天才降生。文艺就灿烂光华，反历史唯物论，乱世激起人的深思，慷慨，激情。

没有品性上的丰满，知识就是伪装。

脑子要用，越用越灵，还要多记，越记越精彩。

从中年的意义一书中，也有这种生物学上的观点，脑子要用哦，不然自然就终结你

追求绝对真实的人，不能享受相对真实。意思是说，他什么都享受不到，斯大林昏倒后，没有人进来救他。

落后地区，不开化地区，一个杰出的人物，都要从精深的学历做起，可是强大的民族，法国，意大利，一个有才华的人不必什么学历，就成功。

金钱和健康一样，一个健美男子，天天躺在床上，有什么用？有钱，要会用。

文学与其它艺术

• 文学家，最好是青年时代有点经历，颠颠倒倒，中年晚年平静下来，好好写。可是音乐家，画家，舞蹈家，不必吃这些苦，一个画家不必经历一次大战，也能画出立体派，这一点，文学家吃苦了。

• 文字不要去模仿音乐，文字至多是快跑，慢跑，纵跳，缓步，凝止，音乐是飞翔的，但音乐没有两只脚，停不下来，一停就死。

• 艺术家唯一可靠的是直觉，可是莫扎特的直觉，只有莫扎特有。越是上乘的画，越重直觉。说起来，绘画凭视觉，看一张画的整体感，则全靠直觉。伦勃朗，塞尚，远远望去就是伦勃朗，就是塞尚，这不是直觉吗？以直觉把握美，对后来的艺术家影响莫大。

• 艺术家逃艺术，是世界性的，达芬奇最要逃，《蒙娜丽莎》画了四年，其实逃了四年。

• 曹雪芹聪明，抽掉他的时代，他本能懂得时空必须自由，大观园在南京，北京？他不让你弄清楚，莎士比亚对他的时代，毫不关心，他最杰出的几部作品，都不写他的当代。

东西方差异

西方一切归于神，中国一切归于自然。

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中国人是政治动物，中国的政治经济，有希望，哲学艺术的希望很低，儒家意识形态深深控制着中国人的灵魂，集体潜意识是这样的，总想要找一个依靠，真正的思想家完全独立，超党派，木心说中国没有，他不关心中国哲学，艺术，思想界的争论

但其实毛，邓就很独立

中国

孔子说，交友交三种：友直友谅友多闻。

不谦虚的说，我觉得自己就属于这种，正直诚信知识广博

中国有人家里不养鸡，不养狗，一遇到事，鸡飞狗跳。

方言

北京话，使北京人的日子好过而不好过。上海话，使上海人永远永远不能博大精深。北京话是头头是道，可是凭这种话，日子就能过得好？上海人，是语言快过思想。

佛教

禅宗的悟，本也是天才的事，许多人也学禅，硬参，苦，有的人有了疯子，有人做了骗子。

佛到中国和老庄结合，才大行其道，佛道两家当时通婚，不分的。

后记

讲课与聊天究竟不通，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木心在上海高桥做过几年中学教师，此后数十年再没教过书，起初几堂课，谈希腊罗马，谈诗经，他可能有些生疏而过于郑重了，时或在解读故事或长句中结巴，绊住，后来他说，头几课讲完，透不过气来，两三课后，他恢复了平素聊天的闲适而松动，越讲到后来，越是收放自如。陈丹青的这段也回应了木心自己的课堂自评。

或许下册是更个人化的，上册的文学名人们根深蒂固，希望自己有可能多拜读一些穿越时空的经典文学。